〔一台大戏，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他们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但是，细瞧瞧，他们的戏，其实也挺精彩。〕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杀驴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的首领，但起义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其实，起义本身当然要杀满人，但起义成功之后，杀还是不杀，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国人的介入和劝告，革命党人即使为了保持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也绝然不会动杀机了。宜昌盐厘总局的总办，在宜昌光复后，剪了辫子，剃掉了胡子化装逃跑，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抓住。但是有外国人出面给他说情，说是杀了这个老头，对革命事业没什么好处，但却引起外国人的厌恶。于是，这个声誉很不好的官员就被释放了。只要有外国人抗议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会得到严肃的对待。有的地方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只要他们向自己的东家诉苦，东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会得到惩罚。而这种事，在中国人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荆州是湖北境内满洲驻防的要地，由荆州将军统领，理所当然成为湖北革命军进攻的重点。但是，在当地外国教会的斡旋下，当地驻防满营投降了。所有满人包括将军和都统、副都统的生命安全，都由教会出面，加以保证。在投降协议上，当地的主教和两个神甫也签了字。当然，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辛亥革命中，广州的光复，不是革命军血战的结果。跟全国其他多数地区一样，广州的光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内挤外压，最后不肯合作的清朝官僚走人，大家咸与维新的果实。巡防营、旗营都维持现状，只是总督换了都督。但是，革命后的广州，却来了很多民军。
民军就是革命军。虽然没有真刀实枪打天下，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当过民军，会弄一功牌回家，银子做的，回家就像中了进士似的，在宗祠里可以领双胙——两份肉。但多数人并不想回家，他们原本就是三合会的人或者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
就像很多农民理解的革命，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参加民军的这些好汉们，进了城之后，也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民军没有服装，但手里有家伙，没有洋枪，也有刀剑什么的，还有的，身上挂着一个自己做的炸弹，虽然很可能根本就不响，但挂上了，就可以吓唬人，因此，白吃白喝，敲诈抢劫，就有了通行证。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最便当的弄钱方式，是开烟（鸦片）开赌。
就这样，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劫到了洋人，连江面上过往的汽艇都敢拦，不停就开枪。由于争地盘，抢货源，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支民军的标统（团长），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和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各支民军的官佐，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北方还在清廷手里。北洋军还挺凶，反扑过来，接连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真的要推翻清朝统治，本该秣马厉兵才是正经。刚占了广州就享受或者火并，无论如何都早了点。当然，革命党人也有明白人，于是一边整顿民军，一边组织北伐。所以，革命党人都督胡汉民和副都督陈炯明，给民军发了军装，派人加以整顿，排排队，学点立正稍息，好歹像个样子。一些实在不像话的，就裁撤掉。北伐军也组织起来了，甚至还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女子北伐队，人还没出发，先给披挂上，全副武装，然后照了相，发给报馆，先在报纸上登出来。不久，广东北伐军到了南京，由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新军里干过军官的姚雨平带队做总司令。
可是，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顿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都由北伐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
留在广州的民军，整顿效果也不怎么样，发了军装，士兵换上了，但军官却不肯换，因为他们要穿发财发来的绫罗绸缎。害得长官点校时，队列里总是夹杂着穿便装的军官，很不像样子。民军不像样，作为他们的首领，都督和副都督，也就没有威信。商民对于革命，很是失望。城里的秩序，根本不及清朝统治时期。
所以，尽管当时中国，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也多。但是，这些急于享受的民军，尤其是民军首领们，别说北伐，就是自保也成问题。不止广东的民军如此，其他地方的民军，也大抵不差。像亲身参加革命的鲁迅说光复绍兴的王金发们一样，天还没冷呢，就急匆匆地换上皮袍子了。而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你不许官员嫖娼，我就特意开放。你禁欲，我就放纵。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袁世凯妥协，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拥护他做大总统。不惜肉麻地一个劲儿地忽悠袁世凯做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总统换人之后，留在南京的黄兴，自己就觉得这些民军不像话，将大部分都解散了，广东北伐军，也打发回了老家。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北伐军的下级官佐，在南京娶了妻室的，竟有一百多人。由于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因此长官明令他们不许带上这些战地新娘，但是不仅新娘不干，官佐也不干。这样拖家带口的军队，能打仗吗？天知道。后来袁世凯腾出手来收拾革命党人的时候，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根本不堪一击。江西的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一仗，而广东的民军，拥袁的龙济光一来，几乎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生的逃生。转眼之间，两个革命党人的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走人。孙中山的家乡，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变了颜色，一点面子也不给孙中山留。
【革命的帽子】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属于舶来品，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还要内涵丰富而且价值正面的词。严格地说，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大了，也会有大兵的镇压。不过，一般都会息事宁人，不轻易动刀兵。但是，在革命党人治下，有刁民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炮轰击，排枪打去，没有价钱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上县城，军队调不动。调动了也不敢随便开枪，否则都老爷的弹章就上去了。同样晚清不敢做的事，是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不爽的是，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革命时，朝廷已经对辫子无所谓了，但革命党在意，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半长的披肩头发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可惜，这点小伎俩，骗不了革命党人，掀掉帽子，照样还是一剪子。只有大城市，在洋人手底下做事的人，或许可以幸免，有洋人出面，跟革命党人讲道理，说是侵犯人身自由什么的，革命党人只好罢手。显然，这样在人脑袋上的文章，晚清时节的官府，也早就不做了。新政期间，剪辫子的回国留学生以及激进的洋学堂学生，日渐其多。官府方面，大抵睁眼闭眼，一任他们装条假辫子算了。到后来，干脆连不装假辫子也不管了。有些人，还混入政府，堂堂正正做了官员，受到重用。没办法，新政用人之际，不用不行。宣统时候，北京有民谣讽刺，但凡做了和尚（指没有辫子的）才好做官。但是，在革命党治下，留辫子的人，别说做官，就是当百姓也麻烦。
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老革命党人景梅九讲过山西运城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占了运城，坐了衙的革命党人，需要一个懂电报的。这种人才，当年不多，既要懂机器，会拍发，还要明白电码，一般都很牛气，一般都是洋人培养出来的。有人给推荐了一个，这个人可来了之后，革命党人居然忘记用了，把人搁在那里好长时间不管不问。当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如此被怠慢，一怒，就写了一封信去谴责这些新官老爷。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惹得革命党人县太爷大怒，当天夜里，就派人把这人抓来，以造谣生事之罪，当即开庭，处以死刑。第二天天一亮，这个倒霉的死刑犯，就被五花大绑，背插亡命旗，押赴法场开刀要问斩了。若不是碰上一个革命党内的好心人，景梅九的夫人，拼命地说情，拼命地搅和，这人就真的被杀了。即便如此，怒气未消的新县太爷，还坚持要判这人终身监禁。这个倒霉的人，不是清朝官吏，也不是对抗革命的清兵，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差点丢了脑袋。这样的事，即使放在清朝初年，统治特别强横的时候，县太爷就是想，都难办——程序太复杂。即使真的犯了死罪，也得一级一级审，最后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定谳，然后还得等到皇帝批了，秋后方能开刀。然而，号称废除晚清暴政的革命党人，杀个人，就这样草草，成心给“草菅人命”做注脚。
显然，革命党人也并非天生好杀，草菅人命，仅仅是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革命正当性给填满了。革命发生，从古到今，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国和中国人，一切的一切都会马上变好，国人不再做异族（满人）的奴隶，国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现代，要多好有多好。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来，粗手大脚，豪情万丈。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事不好说。对于有些理想主义的人而言，当然是为了救国救民，革命一回，还世界一个富强而且争气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听说当年满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现在还继续当家，不拿汉人当回事，动不动就出卖本属于汉人的国家权益，讨洋人的欢心。革命就是反满，就是种族复仇。当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官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机会，有些只是为了反满的人，也难免食指大动，热衷起来。
当然，就情势而言，革命起来，改朝换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来，不然国家谁来管呢？革命党革命后做官，势所必然。革命党反清，也反对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贪污腐败。轮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头换面做到脱胎换骨。所以，官员称谓变了，老爷、大人见了鬼。武昌起义建立的鄂军政府，所有官员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没有人坐轿子，改骑马了。但是，凡是官职，就意味着权力，权力是个具有魔力的东西，沾上它，人就会变。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办事，忘记了那里的革命同志比汉阳多得多，居然也这样乘着官轿，排列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了。结果到了都督府，卫兵们大叫：“这是哪儿来的满清怪物，给我打！”一拥而上。仪仗随从四散逃命，剩下李亚东面色如土，傻坐在轿子里，好不尴尬。
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辫子的风波】
在清朝，造反者剪辫子，从来如此。这事要赖满人，汉人历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听说要易服易发的。满人入关，征服汉人，作为归顺标志，斤斤于辫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辫子做投名状，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时，最初革命党人剪辫子依旧这个心理，辫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实，在当时，当家的满人，已经跟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样在乎脑袋后面那根辫子了。新政期间，好些洋学生都没有辫子，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也剪了辫子，剪就剪了，没听说朝廷把谁怎么样了。虽然说，在革命党的宣传中，辫子是作为归顺清朝的奴隶标志存在的，但是，国人真正对辫子感到不舒服，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的嘲笑，人家说那东西是pigtail，猪尾巴，一种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尽管如此，投名状做不成了，出于习惯，革命党还是特别在乎剪辫。革命成功之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一般都会派出剪辫队，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盘踞于城门，手执大剪刀，看见留辫子的人，不由分说，拉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看，被剪者的无奈和剪者的兴奋，都非常鲜明。显然，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剪辫，不再是为了跟清政府较劲。他们主要是在为民族扫除耻辱，或者说，是为了跟外国人争气。
当然，除了在革命前后自动剪辫的年轻人之外，多数人其实是不乐意辫子被剪的。革命后，读书人固然很乐意被推举出来维持地面，甚至帮新政府做事。但却不打算马上去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一来，清政府的剪辫令是被动发布的，此前在人们印象中，没了辫子还是有政治上的风险。两百多年了，都知道皇帝特在乎臣民脑后的辫子，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二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习惯成自然，自然变好看。一朝脑后空空荡荡，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婆娘都不喜欢。虽然说洋鬼子进入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真正见过洋人的读书人，还是不多，亲身领教过洋人讥讽的，更是凤毛麟角。留过洋的革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内地的读书人根本就没有。读书人如此，一般百姓也一样。在那个时代，百姓是要跟着读书人走的。他们也害怕没了辫子，以后朝廷会计较，也感到没了辫子不好看。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带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的不行。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的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跟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又见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不消说，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清朝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支那遗民”，即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起来，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那年月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再配上钢刀和盒子枪，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不动声色。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听之任之。已经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此时已经随侍在此老身边。日记里时常会出现，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记载。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付对子说的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一群人一起干事，无论是打仗还是造反，大抵要有旗帜。贾谊《过秦论》上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凡叫个旗，有竿还得有块布，布上应该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陈”，或者“张楚”两个字。古代军队作战，按孙子兵法的说法，旌旗是用来统一号令的。每个作战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上书单位首长的姓氏，先是小单位的统一，而后大单位的统一，众兵听命于小旗，小旗听命于大旗。有时旗帜也用来迷惑敌人，布空城计，要遍插旗帜，人数不那么众多的军队，旗帜多了，敌人远远望去，没准会望而生畏的。所以当年的太平军打仗，几乎人手一旗，远远望去，旌旗满眼，一万兵，会被人当十万来看，在湘军崛起之前，吓唬清军，非常有效。
进入热兵器时代，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旗帜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了。只有非常落伍军队，比如马桶将军王怀庆的兵，部队打仗才会打着绣着“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一般来说，旗帜往往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区别敌我的标志，主要用来宣示立场。武昌起义，起义军打出来的是铁血十八星旗，这个旗帜，是共进会的旗，据说表示中国的十八行省。其实，按道理共进会属于同盟会的一支，同盟会当年成立的时候，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一个分支，敢于独树一帜，实际上反应的是同盟会内部的纷争。
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力主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这个旗帜是他的好友陆皓东设计的，而陆皓东在孙中山1895年策动的第一次起义中牺牲，而后，兴中会的几次起事，都打这个旗帜。对孙氏而言，同盟会继续打这个旗帜，一来纪念烈士，二来也昭示着孙中山革命的正统地位——他革命最早。但是，在商议确定旗帜的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什么提议都有，有提议五色旗的，有建议用井字旗的，有主张用十八星旗的。最可笑的，还有建议用金瓜斧钺旗的。各有各的理由，五色旗是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同时也暗含着五行；井字旗象征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而十八星则是代表十八行省，看似学美国，一个地方一颗星，但形状则类似传统天文学上的星宿；金瓜斧钺据说则是代表着汉人的尚武精神。连一向拥孙的黄兴，也觉得青天白日旗不大好，关键是跟日本的旭日旗太相似。言外之意，起义的时候打出来，容易让老百姓怀疑是汉奸。没有办法，孙中山最后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上红底，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旗，在保留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加上国人喜欢的红色。而红白蓝三色，当时又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最终说服了同仁。而共进会的独树一帜表明，当初的一致同意，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其实大家肚子里还是各有算盘。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所用的旗帜五花八门。用的最多的是白旗，老百姓解释，是反清复明，给崇祯皇帝戴孝，至少部分会党中人，接受这个解释。但革命党到底怎么想的，不大清楚。大抵混乱之中，只消打出一个跟清朝的龙旗不一样的旗来，也就行了。江浙沪一带，革命军用的是五色旗，这个旗帜，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所喜爱，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也同意。陈炯明在广东惠州揭竿起义，用的是井字旗。广东其他地方，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某些小地方，也有用青天白日旗的。临时政府成立，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策动下，临时参议院决议采用五色旗，当时首义之区湖北代表不干，坚持用十八星，但没有被十八星包括的蒙古、新疆和东三省代表坚决反对，加上还有一个西藏呢。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人再能说什么，于是就定了五色旗为国旗。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情有独钟，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插上这个旗，聊以自我安慰。但毕竟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没人看好他的宝贝旗帜，他也没办法。
袁世凯接掌大总统之后，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旗帜之争得到最后的解决。五色旗作为国旗，成为定论。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定为海军旗。其他的旗，无论井田旗还是白旗，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北洋时期的民国，一直都袭用五色旗，只有洪宪帝制的一小段，变了由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设计的新国旗——在原来五色基础上，再加斜道的五色，等于打了五色的叉，好不晦气。随着帝制很快告终，新国旗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挂出来。此前民国二年，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但由于这个党没有太大动静，因此旗等于也没挂出来。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联合西南军阀，成立非常政府，再次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在旗帜上，给了自己当年一个交待。但这个交待，也只是体现在非常大总统府上，别的地方，还是照旧挂五色旗。
旗帜只是一种象征，旗帜之争，实际上是背后的想法之争。白旗代表着反清复明，代表着会党的意思，也象征着会党的势力。而井田旗则代表一些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心思，只是有这种心思的人，实力太小。十八星和五色旗，都代表了部分的革命党人对未来中国的一种设想，一个基于地域，一个基于族群，都有很强的中国传统因素。但这种设想的背后，都是对孙中山革命正统的某种背离。即使没这个因素，青天白日旗，的确也日本色彩太重，为革命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喜。就是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不断往上添加中国因素，比如原来旗上的光道，没有定数，孙中山定为十二道，代表干支。然后又加上满地红，中国人喜欢的喜色。即使这样，后来好多前同盟会的同志，还是不满意。如果不是后来国民党改组，孙氏嫡系占了上风，大家竞相打孙中山牌，国民党的几个派系都强调孙氏正统，最终蒋介石当了家，孙中山坐稳了国父的荣座，旗帜之争，也许还会有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