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革命党人其实对于暗杀比对起义更热衷。不起眼的炸弹，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革命的炸弹旋律】
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这种炸弹，多半是手掷的，类似于后来的手雷或者手榴弹。广州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炸伤），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用的是炸弹。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也是用的炸弹，只是还没来得及接近目标，就因火车的晃动，炸弹提前爆炸。暗杀如此，革命暴动也如此。辛亥年黄花岗起义，革命党选锋个个手持炸弹冲锋，炸弹大王喻培伦造炸弹手艺一流，起义所用炸弹，都出于他之手。林时爽率二、三人，边冲边扔，所向披靡。黄兴后来总结经验，说起义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大部分起义者，不善掷放炸弹。辛亥革命中，各地革命党起义，几乎都离不开炸弹，以至于革命军中有一种特别的兵种——炸弹队，一干敢死队员，手中没有别的家伙，只有炸弹。这种在后来的战争中，是稀松平常的玩意，但在当时，清军听听都怕。
清朝的军火工业，是师夷之长技的果实，很早就会制造火药，从黑火药到栗色火药到无烟火药，都会造。在19世纪80年代，就会制造水雷和地雷，但却没有制造过手雷或者手榴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初，手掷炸弹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但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事。可能是因为当时手掷炸弹的稳定性还不够好，不便于军人随身携带，万一出事，对于集团生存的军人，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军事改革中，新军包括巡防营，就没有、也不可能配备手掷炸弹，当然，也就不会教授相关的使用知识。而革命党人恰恰相反，他们获得枪支不易，好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有危险他们不怕，因为原本干的就是玩命的事。
无论哪种炸弹，试制起来都不易。造出来，携带和使用也有很大的风险。革命党人自造的炸弹，有威力比较小的黑火药炸弹，也有威力很大的硝酸银炸药甚至硝酸甘油炸弹。试制炸弹，是留学生们的杰作，他们从国外学来了化工知识，唯一的应用，就是造炸弹。在日本试验，回国也试验。在日本的横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研制炸弹的机关，请一个俄国虚无党人（无政府党）做教授。后来日本人管得比较紧了之后，革命党人多数的炸弹，都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个革命党人，后来在回忆录中纪录了其中一种炸弹的制法：用普通香烟铁罐，装入盐酸、液体燃料，再掺和一点铁片（飞溅出来增加杀伤力），中间有孔，用玻璃管装上硫酸，封好，最后用铁盖盖上。这样的炸弹，投掷的时候，时靠撞击引发的，但危险性极大，稍不慎，就把自己炸了。
阎锡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曾经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但是，回国做了官之后，一直就放着没用。当年以翰林身份投身革命党的蔡元培，就曾经是个炸弹迷，据说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参与试制出来的。由于香港九龙一带清朝和港英当局两不管，所以，革命党人在那里设置了造炸弹的据点。无怪乎广州的革命党人，无论暗杀还是暴动，都喜欢用炸弹，供应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试验往往失败的比较多，好些人因试制炸弹而负伤，甚至丢了性命。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试验炸弹失败，炸伤了自己人不说，还累及机关被发现，连党人的花名册，都落到了清政府手里，差点坏了大事。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二十余人，才有六颗炸弹。像四川这样的偏僻的地方，试制炸弹，实在太难了。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由于清军没有配备炸弹，官方也没人乐意冒险试制，因而对炸弹往往感到相当陌生。陌生产生恐惧，所以，清朝的军队和官员，尤其是满人，对于炸弹，往往怀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在传说中，人们往往把炸弹传得很神，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不仅可以把人炸飞，而且可以炸开城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不是现在极端恐怖主义者把炸药捆在身上那种，而是说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加上革命党人的炸弹战术，的确也成功过几次，所以，对炸弹的恐惧，就成了某些人的病。原本，在袁世凯答应革命党人条件，逼清廷退位之后，满人亲贵集团还有人意图顽抗，但在彭家珍用炸弹炸死良弼之后，所有的满人都吓得如鸟兽散，诺大的王朝，连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六神无主的隆裕皇太后，只好乖乖地交出政权。这种对炸弹的恐惧，直到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满人亲贵依然有。原本这些亲贵还想赖着不走，负责执行的军官拿出手榴弹摆弄一下，就把这些人吓萎了，乖乖走路。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拿炸弹来吓唬革命党，就不灵了。广东独立后，各路民军都来到广州，鱼龙混杂，有支民军（石字营）因索饷不遂，乃携土制炸弹，来到都督府，声言若不立即发饷，就扔炸弹。当时的都督胡汉民就是老玩这个的，根本不在乎，立即命人将来人拿下，当场推出枪毙，连带着石字营也给撤销。班门弄斧，炸弹成了砸到自己脚的石头。
【暗杀乎，起义乎】
革命党人喜欢搞暗杀，也喜欢闹起义。按说，起义和暗杀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教科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是在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报上刺客的名字，还是拼音。别人不明就里，可作为同乡和光复会的同志，浙江人一看便知那是谁。
当然，当初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的确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来着。这场起义，在浙江也谋划准备了多时，同党众多。可惜起义规模过于庞大，参加者会党中人又过于无纪律，不等号令，便接二连三地擅自行动，然后接二连三地失败。安徽这边，徐锡麟似乎又过于势单力薄。他做着安徽巡警处的会办（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堂的监督（校长），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发展成员。如果是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的。起事之前，徐锡麟的确跟巡警学堂二百八十多名学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动员（又不能明说），估计除了让学生们做了一回丈二和尚，大家一起摸不着头脑，没有其他的作用。
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拴，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因此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
【暗杀团的骷髅】
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虽然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可以用做暗杀，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弹，更是威风八面。太平天国灭后，清朝大员马新贻被刺，杀手用的还是匕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官员，在革命党的暗杀中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招摇过市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轿子上又没有装装甲，走得又慢，无论是枪打还是炸弹炸，非死既伤。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改乘火车，人多眼杂，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是炸了自己，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起义心灰意冷，也转而期望暗杀。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因为他们活干得太好，对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义。良弼这样对汉人不错的满族人才，更要杀，因为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中国人暗杀的直接榜样，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人，所有民意党的暗杀英雄，也是革命党的英雄。在日本的时候，俄国民意党人还教同盟会制造炸弹来着。
暗杀需要严密的组织，所以，当时出现了好些个暗杀团。汪精卫组织过暗杀团，刘思复有暗杀团，连在人们眼里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在日本组织过暗杀团。还有人组织过女子暗杀团，但是好像没有放出来操练，只有在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中，若干女子参与，其中陈璧君还跟汪精卫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算是参与了。
当时革命党人暗杀最喜欢用的家伙，是炸弹。蔡元培曾经中意用毒药来着，后来一盘算，下毒何如炸人过瘾，还是炸弹好，因此大家都在日本加紧研制。吴樾用的炸弹，据说就出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之手。革命党人的炸弹，开始一般都在境外研制，比如日本和香港。有的时候，一着急，也在国内试试。比如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几个首领，就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结果失手，虽然没把自己炸死，但机关却暴露了。但总的来说，革命党的炸弹越做越好，威力越来越大。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将军凤山刚刚上任，一上岸就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了辛亥革命的最后关头，少数满人宗社党坚持不肯放权，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宗社党的核心人物良弼，剩下的就如鸟兽散了。据说，满人最怕炸弹，辛亥后多少年都缓不过来，都是当年暗杀团给做的病。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几个遗老还想赖着不走，国民军拿出炸弹来一摆弄，从皇上到太监就都乖乖地就范了。
暗杀这活儿，没胆子还真不好干，不比起义，大队人马，鱼龙混杂，做南郭先生，跟着混也是可以的。暗杀大多单打独斗，一个人上阵，如果没胆子，关键时刻，枪放不了，炸弹扔不出去，那可就完了。所以暗杀团首先要练胆儿。刘思复当年在广东组织暗杀团，团员加入，要有严格的入盟仪式。仪式的举行，必须是在深夜，屋子里用黑布挡严，屋子当中只有一张桌子，桌子用白布盖上，桌上放一个骷髅头——是真家伙，不是假做的。骷髅头后面放一根白蜡烛，整个房间里，一团漆黑，只有一根蜡烛点燃，烛火摇曳，骷髅摇动，气氛阴森。入盟者必须一个人对着骷髅，静坐半晌，如果一点虚汗不出，才能行入盟礼。据说，由美国权贵子弟组成的骷髅会，入会仪式也是如此这般。不知道他们是跟中国革命党人学的呢，还是中国革命党人跟他们抄的。这个刘思复，广东的世家子弟，后来改名师复，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是当时，却是一个革命党的暗杀大王，自己因试制炸弹废了一只手，做了牢，但是，出来之后，暗杀依旧。广州将军凤山之死，以及水师提督李准的重伤，都是他策划的杰作。
不过，暗杀固然造成了恐怖的气氛，也杀掉了若干清朝大员，但却难以真正吓退清政府。彭家珍最后的一炸，固然立竿见影，但如果没有各省的独立，袁世凯的有心反正，其实也没什么用。辛亥年广州起义前夕，温生才刺杀护理将军孚琦，杀是杀掉了，但却对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暗杀的实际作用，就像暗杀团用来练胆的骷髅，放在那里，配合着夜色和烛光，的确够恐怖。可是见得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暗杀，杀不来天下。
当年的革命党，个个都信奉英雄史观，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而且也能拯救。只消博浪一椎，就可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正起了作用的，还是扎实的动员，士兵的起义。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1910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好家伙，热衷暗杀的革命党，终于炸到北京来了。尽管没得手，汪精卫却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作为此案的副产品，汪精卫还因此赢得了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从此不离不弃，一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死，也不肯说汪半个字的不是。
暗杀往往是让历史拐弯的转机。1914年6月，如果不是塞尔维亚青年普林齐普刺杀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迟早要爆发，肯定也要推迟几个月。这几个月里，能发生什么事情，谁说得清？当日如果汪精卫刺杀成功，摄政王连同刺杀者汪精卫一命归西，日后的历史，就不好说了。晚清的亲贵政权也许不会因此有本质的改变，但国民党的历史会很不一样，至少后来日本侵华时，不大可能找出汪精卫这样具有全国性威望的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但是，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在北京的醇亲王府、即摄政王载沣的家和鸦儿胡同之间，有座很简单的石板桥，是摄政王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这地方很僻静，没有什么人家。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鸦儿胡同的居民到这边来解大便——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警察过来一看，人早就惊走了，桥下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坑里有一个二尺高的大铁罐，盖子上有一螺丝，拧着一根电线，一直通到旁边的一条阴沟里，连着一部电话机，明摆着是一件暗杀阴谋，想要炸人，炸的人十有八九是摄政王。案件层层上报，惊动了九门提督毓朗，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此人后来被列为五四三大卖国贼之一，被五四青年痛殴），以及内务部尚书善耆，即有名的肃王爷，后来更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他的女儿。
炸弹起出之后，还是请了日本使馆的技师，才把引发装置卸下来。发现罐里的炸药，都是外国来黄色炸药，威力强大，取下一小块，试爆之后，居然炸出一个大坑。埋炸药的地点是摄政王上朝的必经之地，由此推定，如果摄政王从那里经过，肯定被炸得稀烂，连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拆弹虽然靠外人，但破案功夫，北京的警察却已经有了。毕竟，新式的警察已经办了五年，西方的刑侦技术，也学会了一些。警察们以物找人，找到了打造铁罐的铁匠铺，铁匠提供了订货顾客的线索。同时，在小石桥附近蹲守的暗探，也发现了前来探风的可疑外乡人。显然，暗杀者犯了大忌，出了事，不赶紧撤走，反而到事发地点探风。蠢得有点类似北大荒传说的傻狍子——说是狍子这种动物具有特别的好奇心，往往被猎人打一枪，如果没打着，狍子惊走之后，还会回来看个究竟，难免被补一枪。几位暗杀者都是广东人，即使打扮得再北京，相貌神情举止也跟北京人有太大的差异，事发之后回来探头探脑，不暴露才见鬼。但是，革命党弄进来这么多的炸药不容易，一时失手，还幻想着能不能挽回，故出此冒险的下策。于是，两条线索都追踪到琉璃厂东门火神庙西夹道胡同一个刚开张的照相馆，里面一堆革命党。汪精卫和黄复生就这样被抓了个正着。这些胆大包天的暗杀者，就是以这个照相馆为掩护，安装炸弹的。还好，出事之后，暗杀团的其他人，陈璧君、喻培伦、黎仲实都已经离开去找炸药了，因此只有两个“主犯”被捕。
这次行动，主导者无疑是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都是作为炸弹专家，安装调试的，那天按电钮的人，也是汪精卫，他是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他们事先设计时，不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但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爆炸的可靠，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电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可是，面对审讯，他们两个却竞相争做主犯，拼命地把对方说成自己的跟班。汪精卫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之美，立意之正，加上互相争死之义，汪精卫又是一帅哥，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有心成全。加上清朝的刑律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原来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两人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汪精卫在狱中的著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也得以流出监狱，被人广为传诵。武昌起义，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党人，汪、黄二人得以出狱，汪精卫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大有看煞卫玠的古风。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加上那位夜半出恭的市民，都好好地活了下来，历史，拐了弯了之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会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沈臧寿：诈取海门】
海门在清代，是一个直隶厅，跟府一个级别，但长官不叫知府，叫同知，官阶也低一些，从五品。这样的地方，原本是由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久而久之形成独立的行政区，直属省府，其实规模就跟一个县那么大。海门虽然属于江苏，但与后来属于上海的崇明岛，只有一江之隔。上海也是江苏的，但自开埠以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一举一动，影响整个中国。海门一直都属于上海的辐射区，生活习惯受上海影响甚大，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跟着走。太平天国期间，江南江北皆被祸，但海门却因为上海的庇护独以得免。江北士绅咸聚于此，人称天堂。但另一方面，由于张謇的存在，作为士绅领袖，整个江苏政界都受其影响，他的事业所在的南通，把能量也辐射到了海门，海门的多数乡绅，一向以南通的马首是瞻。不惟海门如此，当时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地区都这样。
革命起，对于多数参与者而言，就是改朝换代。大的鹿是北京，小的鹿散在各地，地方群雄逐鹿，政权抓到谁手里，就是谁的。革命党争，立宪党争，一些草莽英雄也争。一些眼疾手快但没有实力的野心家，也敢钻空子。扬州这样的地方，被一个街头混混孙天生带了几个混混，假冒革命党给“光复”了，美美地做了好几天“皇帝”。这样的好事，也被海门一个厅议员想到了。他的名字叫沈臧寿，从名字上看，要比孙天生少些江湖气，有点文化，但是他的活儿干得也跟孙天生差不多。自打动了抢权的念头，他带了几个人赶到上海，花钱刻了海门军分政府的大印，缮写了若干通告。但是，光有这些东西不行，还得要有人们传说的敢死队和炸弹，这两种东西，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革命党的标志，没这玩意，人家就觉得你是假的。于是他花十元钱雇了一个黄包车夫，没有革命军军服（他的确也想不出来该是什么样的），就让车夫穿上蓝白两色的号衣，假冒敢死队成员。炸弹怎么说也应该是个金属的吧，但他不知道，居然用两个口袋，塞满报纸，假装炸弹，让假敢死队员抗着。再借了一些刀枪，装备起来。一行人乘渡船返回海门，直奔厅署，一上来就将衙门里的摆设，砸了个稀巴烂，连同知老爷的坐轿也没放过。跟扬州的故事一样，在他们大张旗鼓杀进来之前，同知老爷早溜了。沈臧寿他们就逮住了厅丞，逼他把大印拿出来，然后到厅署上，必须摆开仪式，隆重交给沈臧寿。沈臧寿长揖接印，抚掌大笑，宣布担任民政长。权，就这样夺到了。
用假炸弹逼人就范，是革命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谁叫清军没有这种武器，民间将之传得神乎其神，清政府中人对炸弹吓得要死呢？但是，别的地方用假炸弹，至少还有个炸弹的样子，有的还能冒上股烟，从来没有听说弄两口袋报纸假充的。但是，就是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玩意，加上一个雇来的车夫，就把权给夺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来，让邑人误以为他们得到了上海军政府的授意。应该说，这是沈臧寿他们的聪明之处，其实办这点事，无论是找口袋还是塞报纸，在海门乡下，也完全可以办得到，只消雇个外乡人就是，但就是要去上海，雇一个上海人，从上海过来，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
但是，不知是沈臧寿人缘不好，还是海门士绅不喜欢在政治上隶属上海，反正尽管当晚他就设宴招待邑内士绅，但大家对他却不感兴趣，没什么正经人参加。加上雇来的车夫，事毕拿了钱就立刻开溜，戏法被看破。任沈臧寿怎样解释，也没有人听。士绅们派了使节到南通要求派兵前来光复，南通遂派来一队士兵，于是，沈臧寿狼狈逃走，新政权二次建立。一场诈权事件，被上海革命党人办的《民立报》称为笑剧。
辛亥革命期间，我们看到清朝的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守土实在过于玩忽职守。听到点风声，即望风而逃。即使不逃，也只是守印而已，谁来要就给谁。严格来讲，即使在南北和谈告成，也不能说独立或者光复的省份就一定占了上风。在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员的闻风瓦解，其实严格地说，不是随大流，而是早就对所属的王朝失去了信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的宣传，的确有了作用，满人“异族政权”的形象凸显，这种形象又被当家的满人亲贵极大地强化，合法性降低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亲贵们有意在任官方面向满人倾斜，也大大伤了汉人官僚的心，而任职的满人官僚，也大多不争气，在逃跑方面，一点不让汉人。大部分汉人官僚，其实相当部分认同立宪党人的立宪主张，当然也对清廷假立宪、真抓权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这样的氛围里，民间关于清朝气数已尽的传说，也随着《推背图》这样的民间谶书的流传，甚嚣尘上。所以，如果在1908年西太后未死之前，还有人乐意帮一把，但是，到了少年亲贵倒行逆施之后，只消有人站起来推，清朝这堵臭泥墙就没有人扶了。
清朝的覆灭，实际上是社会上层之间的事情，在朝的人对自己所属的朝廷没有了信心，在野的人又有心颠覆，革命党一点火，大厦即倾。其间有小玩闹趁机抢权，也是自然。当然，政权不是包袱，小玩闹抢是自然抢不成的，但抢不成，也过把瘾。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1912年1月16日，刚刚上朝从东华门出来的袁世凯，遭遇暗杀。
据参与策划的北方革命党人胡鄂公回忆，暗杀团共分四组，两组投弹，一组狙击，一组接应。由于组织严整，早就摸清了袁世凯的行动规律，行动计划相当周密。该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的车队从东华门出来，经过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第一组从三义茶叶店二楼掷出一弹，没有炸到马车。随后第二组又扔出两弹，“弹中世凯车，弹发车覆，死世凯驶车马一，护卫管带袁金镖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又骑兵马三。”袁世凯在卫士的帮助下，骑马逃走，在马上下令搜捕刺客。胡鄂公的回忆，还提到刺客们与军警发生了枪战。刺杀事件，据沈弘先生挖掘出来的当时英国记者的报道，则有所不同。刺客的确扔了三颗炸弹，但有一颗没有炸。那些跟炼乳罐头大小的炸弹，装了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大约有二十人被炸伤，好几人濒死，但袁世凯的马车却没有被炸到，被车夫快马加鞭躲了过去。但凡经过的事，过后再回忆，难免有差距，还是当时的记载准确一点。所以，袁世凯的马车，应该没有被炸到。从当时的老照片看，事发地的茶叶店，窗棂玻璃都被震碎了，可见炸弹威力巨大（都是托诺贝尔先生的福），如果炸到了马车，当时又没有避弹设备，袁世凯断然难以自全，不死也得伤。沈弘先生还考证出，根据英国记者当时拍的照片，刺杀发生地不是三义茶叶店，而是三顺茶馆。不过，根据照片上的字号“三顺字号，茶叶老店”八个字，似乎还应该是茶叶店更合适。
事发之后，有十人被捕，但除了三人身上因藏有炸弹之外，其他七人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三人则非常迅速地被处决了。此后，据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说，袁世凯因此好长时间一直躲起来不肯出门。
1月16日这天的早朝，实际上是袁世凯终于跟革命党达成协议，正式对隆裕皇太后撕破脸皮逼宫的当口。在溥仪的记忆中，那天，隆裕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而地上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君臣对哭，但却是臣来逼君，而且逼宫初战告捷。袁世凯哭哭啼啼的逼宫戏刚刚演罢，就差点一命归西。革命党人下这样的狠手，想干嘛呢？难道说，他们不想通过策反袁世凯完成革命了吗？
当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貌似有十几个省份控制在手里。但是，漫说里面好大份额的立宪党人，对袁世凯更有期待，跟革命党渐行渐远。就是革命党人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原来同盟会三部分的内争未了，新的矛盾又来。自己人掐起来，照样你死我活，陶成章被杀，就是明证。革命党与会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明朗。虽然北伐军组织了不少，但能打仗的却不多。拿什么去战胜北洋军，谁也没底。连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独立各省都一个子不给。聚集了十几万北伐军的南京，秩序混乱，动不动就有军队借口欠饷，哗变抢掠。所以，革命党人不可能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为，只要袁世凯答应反正，一切就OK了。杀了袁世凯，事情反而麻烦，保守的北洋军，如果为了报仇而靠在清政府那边，革命什么时候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但是，按当时的话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盟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自打革命开始，革命党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各干各的。清朝各地政权的崩溃，不是革命党多么有力量，而是清朝地方政府自己已经朽了，谘议局的士绅，又不站在政府一边帮忙。一些地方，漫说革命党，甚至说不上什么来路的地痞流棍，土匪宵小，纠合一点人马，就可以把政权拿下。南方革命党战果辉煌，北方革命党原本也大有希望的。山西率先独立，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手握重兵，北京城内，革命党人也不少。可是，自从袁世凯出山，革命党却接连受挫。三杰一死，一调，一走，接下来张绍曾的旧部发动的滦州起义，也被镇压，山西得而复失。北方的革命党人，原本眼看功败垂成，忽然之间，都因为袁世凯而打了水漂，这口气怎可以吞下？其实，在刺杀袁世凯的同时，北方革命党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旦刺杀成功，就利用他们在周边一些军队，比如毅军、甚至部分禁卫军里的力量，发动对北京的几路进攻。所以，尽管革命党的大头目在跟袁世凯谈判，都谈成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也跟汪精卫打得火热。但却难以约束所有人，虽然也有一部分北方革命党人比较听话，跟袁克定配合得挺好，但另外一部分人，却存了心，要另起炉灶，自己干自己的。如果真的能干掉袁世凯，拿下北京，立下大功一件，党内权力怎样分配，还不知道呢？
不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却给了袁世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此前，朝野传说他跟革命党勾搭，出卖朝廷，现在他也遭遇革命党暗杀了，名声好了一点。另外，对于逼隆裕交出政权，也大有好处。毕竟，自己出面逼宫，好些话不好说。暗杀一来，就可以借口危险不上朝了。所有的恶心事，恶心的话，都交由赵秉钧、胡惟德来干来说。不消说，这样更加方便。这俩人也尽心尽力，连唬带吓，还有忽悠，加上不久革命党人刺杀了满人唯一一个能臣良弼，不由得清朝的孤儿寡母不交出政权。
袁世凯本质上是个武夫。一生也遭遇过几次凶险，每次都带来命运的转机，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他九死一生，但从此崭露头角，为人所知。1909年朝中传说摄政王载沣要干掉他，据说他已经秘密从第六镇调集死士自卫，但却只是丢了官帽子，归隐彰德。此番遇刺，凶险最大，则开启了他当国的契机。
世上之事，福兮祸兮，向来都很难说。对于乱世之奸雄袁世凯，就更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