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广东阳江县的巡防营不肯屈服，跟起义的革命党人打了起来，最后把革命党堵在当地学堂。在交战当口，由于发现学堂里还有师生，双方居然自动停战，把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放出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打。
中国的新式学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才有的。鸦片战争后不久，教禁开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脚，就开始办学堂。新学堂在新政废科举之后，成为了科举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在人们眼里，跟原来就有的官学，发生了严重的混淆。一时间，似乎小学生就是秀才，中学生就是举人，大学生就是进士。但是，在实际上，新式的教育，跟旧时的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堂里学的，圣贤之书只占一小部分，余下的，都是西方的学问。因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渗透进来。更要紧的是，新式的学堂，出口不像科举时代的官学一样，是科举，学生的目的是进入仕途，即使进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体系中讨生活。而学堂的学生众多，出口是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又没有能力容纳。学生的对官方体系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经大体瓦解，容易离经叛道。可是，由于转型不久，社会上对于学堂，却依旧有着旧时官学的认识。认为那是清要之地，读书人的所在。别说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员，到了学堂，也得把身段放低。旧时的官学，就跟孔庙一样，有牌坊，有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轿。新式的学堂门口虽然没有这样的下马石，但人们心里却有。所以，要大兵们进学堂搜查，他们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碍。
社会对学堂的尊重，对于一个靠兴学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国家才能兴盛。但是，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样，都有两面性，属于双刃剑。因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国家政策出了大乱子，而且没有纠错机制，那么，新事物内部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冒出来，成为摧毁体系的炸弹。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子女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了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着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以后夫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贞，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
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的只是摆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孙中山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
再后来，漂亮的沈佩贞，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的，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她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的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贞，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她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传、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挨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真假？台上假革命党手搭在假炸弹上，四旁站立，一脸杀气。大会之后，宣布成立新政府。一时间，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一场外来的革命已经在盐城发生了。不仅如此，新政府还从监狱里提出来两个据说不老实的囚犯，当场处决，杀鸡给猴看。还成立了民团，巡防城区，当然，领头的，必须光头而且挂上炸弹。
显然，这一场革命戏，是专门演给缉私营看的。缉私营敢于讹诈盐城绅商，但对于革命党却不明里就。他们原本就是半警半军的地方部队，由绿营改编而成，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唬人有余，真打则没戏。听说革命党进了城，而且还有炸弹（当时，炸弹就是革命党的标志）。关于炸弹威力的传说，他们也略知一二，就更是害怕。虽说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没听说过外面的人进来。但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银子也不敢要了。
假革命的空城计这样唱了一阵，眼看要露馅了，在这时候，也许是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坐镇扬州的徐宝山亲自带兵来了，呼啦啦，收缴了缉私营的武器，士兵遣散，把个为首的管带带走审讯，盐城的威胁，彻底消失。憋了好久一心打算发国难财的缉私营，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假革命也就以假做真，做起了新政府。所有的头面人物，官照做，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属淮安府的盐城，暂时归了扬州，变成扬州一块飞地。
辛亥革命各地的独立光复，盐城属于独特的一种类型。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一些地方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这些没有革命党渗透，也没有经过革命宣传影响的地方，对于革命，其实是有抵触的。但是，革命还是来了。最糟的是，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却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当地的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当地绅商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吓住觊觎者。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位于江苏北部的海州，即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它是一个直隶州，直接归省管。但是它又位于江北的最北边，接壤山东，而清末习惯上，江北自成体系，居民风俗习惯，跟山东南部更接近。所以，它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它，而居民则跟山东来往密切，连说话都跟山东更接近。相反，江苏省府对它倒是不大管，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海州濒海，是个出盐的地方，盐业为其大宗出产。因为有了盐，相对于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盐业则地方官管不着，归在扬州的盐运使管，但出产在自己的地界的物产，地方多少能分润一点好处。由于被远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风气很不开通。苏南、苏中政治上的诸多热闹，海州都没有份。教育也相当落后，新政之前，科举就不发达，一个贡生，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新学堂倒是有，但没什么名气。上海的报纸，基本上辐射不到这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甚广的革命党宣传品，在这里，即使想看也看不到。
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多，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只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蜂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雁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吾仇者吾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栈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
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
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维新，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那块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和报界，最初都说是兵变。但在一般人的习惯里，兵变跟起义是不一样的。兵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之所以变，首先因为对上司不满，但这不满，往往跟钱财有关。所以，变起来，就大抢一通然后呼啸而去，戴着抢来的钱财四散回家，就像吃了一顿丰盛而且连吃带拿的散伙饭。除非像民国元年北洋第三师这种有组织的兵变，才会抢完了还回营。但是革命或者起义不是这样，像武昌起义，从统治者视角，的确士兵哗变了，但哗变了的士兵，是要夺取政权，不是抢银子分银子。因此，虽然政权易色，但政府的库银和商家的银子都没有事。因为哗变的新军士兵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不是为了钱。但是，革命起来之后，参加的人多了，良莠不齐，纪律就靠不住了，而也介入革命的一些北方军队，革命理想淡漠，就更不靠谱。发生在江北清江浦的一场革命，就由革命变成了兵变。
清江浦又叫袁江，现在是淮阴市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在此设置江北提督，并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驻扎。提督官衔跟巡抚相若，一省两提督，分明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而江北提督，一向由北洋系统的人充任。所以，虽然江苏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辖区，但北洋的势力，却已经伸了进来一只脚。只是清末革命党的渗透，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而西太后死后，满人亲贵的上台，立意摧毁袁世凯的北洋山头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机会。不仅像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样的大人物进到北洋军掌了大权，下面的一些小营长小连长，也有接受革命党宣传的。革命一起，大人物革命未成，但小人物还是闹出了点事，几个小营长发动的滦州起义，就是一例。驻扎在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旅，也有这样的小营连长。
当时，原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因袁世凯的出山，被调往湖北，位置由淮扬道满人奭良护理（代理）。奭良是个好好先生，六十多岁了，跟多数满人官僚一样，吃喝玩乐都行，但就是带不了兵。所以，当地这一协北洋军，渐有不稳之势。所以，在段祺瑞走了不久，十三混成协的两个管带（营长），一说是队官（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突袭道台府，噼噼啪啪打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事不机密，奭良事先有备，里面守军颇多，没有得手，革命党退出城外。奭良遭此乱，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安抚收买，于是购买了近百头猪，让官兵们大吃二喝，还许诺加发一个月的军饷。没想到，这点小恩小惠，反而勾起了这些士兵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提督府里银子不少。原本只少数人作乱，下回，当两个小营长返回鼓动造反时，反而大批人马都加入了。一时间枪声密布，四面楚歌，士兵们把炮也拉出来了，对着城门一通乱轰，城里人心大乱。没办法，道台老爷只好带上家眷翻墙走路，一夜之间，清江浦变了颜色。
可是，等到第二天城里的绅商打开城门，挂起白旗，列队欢迎革命军入城时，却出了乱子，跟着闹的没有军官，部队的建制早就打乱。跟武昌起义不一样，这些士兵根本不听两个小营长的，进了城，就大开抢戒，抢完了库银就抢商铺，抢完了商铺就抢百姓。这些士兵，大半是徐州人，家乡不远，抢完了之后，就集体开溜，回老家去也。他们一开头，城里城外的流民，也乘机抢劫，乱了好些天，才由绅商推举的江北提督督练公所的蒋雁行出面，带了少数没有参与兵变的军队，把局面稳定下来。就这样，一场革命，变成了兵变。
显然，这两个小营长或者连长，所能影响的人有限。开始攻打道台府，只有几十人，就算是俩连长，也应该能调动两百人才对。后来鼓动起参加的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只是想着发财。因为士兵们传说，道台府有几十万两银子。革命成功，道台走人，只是给了这些乱兵一个机会。北洋军不像南方的新军，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比较能接受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是些在土地上刨食吃不上饭的北方农民，当了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眼界又窄，听说有几十万两银子有机会拿，没个不眼红的。碰巧驻地又是帮会、教门丛集的所在，历史上就是所谓刁民难治的地方，难免不接受坏影响，而鲁南淮北一带的第三社会，恰恰没有接受革命党的宣传，跟革命党没有什么关系。天下大乱之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趁机发财的好时机。所以，只要有人开了头，他们就敢跟上，跟上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抢钱，就这样，革命就变成了兵变，变成了抢劫。大抢之后，这些士兵，就纷纷往徐州老家跑。有些后来还被轻易追到，追回了赃物，掉了脑袋。有些回家的士兵被革命学生说服，回来革命，结果时过境迁，做过抢匪的士兵，没有人再相信，学生被杀掉，队伍被缴械遣散。参与兵变的士兵，后来大部分被来到徐州的张勋所收编，成为辫子军的一部分。
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起义军，有相当部分的参加者，也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当革命发生，很多人不仅见钱眼开，见了鸡鸭鹅猪，也眼开。革命当口，把街上的活物都吃光了。副都督领兵去占领藩库，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抢了。下令带来的士兵制止，没有人听命，悬赏也不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士兵们全乱了。抢的过程中，有被塌下来的银箱砸死的，也有争抢中斗殴打伤了的。大批的银元宝，被乱兵抢走，还有用东洋车拉的。当然，抢到了银子，这些士兵也就散了。参加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张培梅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有人鉴于山西革命军的行径，说山西没有民军，只有土匪。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山西革命军纪律不好，却是实情。难怪山西的民军，这么不能打，易守难攻的娘子关，稍微一战就放弃，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撤，拱手把山西让给了北洋军。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远东最大的商埠的易帜，没有江南制造局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南京就多半拿不下来，而接下来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如果没有南京光复的胜利及时扳回一分，兴许整个革命的形势就一蹶不振，坠入低谷。革命能否成功，也就不好说了。上海的光复，从来都是记在革命党人账上的，革命的领袖，陈其美和李燮和无疑都是革命党人，但是，实际上革命的主力，却是商团，上海的商团，是由从前不那么革命的上海商人们组建和指挥的。
上海的商团，起于新政。新政不光朝廷在动，民间也动。民间呼应比较突出的一种，是习武强身，提倡尚武精神。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研习体育，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体育，就是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真刀实枪地打靶。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在上海这个地方，官府一向跟着商人走。1906年，即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官厅有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巡逻之时，如果碰到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上海的警务虽然有官方的人员在办理，但实际上是商团在做，有了商团，等于民间有了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商团一问世，其发展，如滚雪球一般。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四个。按行业计有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杂粮业、花衣业、纸业、镌业、第一工商团商团，以及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按地域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等商团，还有一个由回教徒组成的清真商团，官府不发枪，他们自己买。商人的组织，跟学校的体育仅仅是玩玩不同，要有实效的。于是，商团跟原来就有的救火组织联成一体，同时也跟各地兴办警察之举联系了起来。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功能。
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市民和商人跃跃欲试，李平书等人开始倾心革命，趁机把这些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
火爆的革命党人兼青帮老大陈其美回来之后，加快了商团行动的步伐。拿下上海，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商团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在手中了。此前，革命党人还在商团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团。1911年9月1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团开始行动，一些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进来，著名的革命艺人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有那个后来带人打登州的刘艺舟，都参加了行动。革命是种时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乐意掺和。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开埠之后，地位日渐重要，于是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等于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等于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号商埠，市区人口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椅子游戏。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革命过程中，有理想的人毕竟不多。革命起来，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钱、地位、荣耀甚至还有女人，从来诱惑力惊人。只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抢。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争得最凶。江西在晚清，是个无足轻重的省份，东边，比不过江浙，西边，比不过两湖，南边，又不及广东，北边，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为科举传统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军的缘故，也大出风头，朝里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江西作为两江总督的辖区，一直作为江浙的附庸，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很低调地存在着。晚清编练新军，江西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练了一个协（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没看好的江西，都督的争夺，最为激烈。几个月之内，接二连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义，发动相当早，武昌起义不及半月，九江新军就动了起来，产生了一个都督，九江都督马毓宝。然后南昌新军也起义了，江西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强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抚和新军协统没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复。鉴于新军协统吴介璋是个老实人，因此起义的新军推他做了都督。从理论上讲，吴介璋这个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都是以非革命党人身份被革命党人推举的。但是，他却跟黎元洪没法比。黎元洪是首义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义，加上后来多少有点贡献，而且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一批军官的拥护，所以，地位稳固。他跟江浙两省有立宪党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样，江西的立宪党人原本就没有根基，他跟立宪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权力基础，唯有推举他的少数新军士兵。革命之后，监狱里放出来和山上下来了许多洪江会的会党，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当年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资格老，脾气大。另一方面，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个个也宣称自己是老革命党，资格更老，脾气更大。两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会下山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在南昌城胡作非为。讨一个头衔，就自称师长旅长，成群结队，背着大刀，头扎英雄结，招摇过市，公开开赌，寻衅闹事，甚至打家劫舍。面对混乱，吴介璋束手无策，大体上管不了。
管不了事的都督，很快就成了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很快一封“公函”来到了都督的桌子上，“公函”是一个命令，上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孙汶章”，即孙汶之印的意思。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兹委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随函还有一封也不知给谁的信：“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摄理赣军都督，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显然，这个命令是假的，假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清朝通缉令上，孙文才被污蔑性地写成孙汶，加上三点水，意思就是说孙文是江洋大盗。真的孙文，怎么可能自称孙汶呢？信更是假的，孙文再不堪，也不至于为了某人当都督，要派人扔炸弹做威胁的。可是，当时的都督吴介璋却不明里就，他此前不过是个清朝新军的军官，根本不知道孙文的名字到底是文还是汶，也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这个被人推上来的傀儡都督，其实做得也不舒服，加上还有敢死队炸弹的威胁，正好就此下台。于是，他就真的把彭程万找来做了都督，自己让位走人。
当然，写这封敲诈信的人，不是彭程万，他们推出彭程万，不过是想顶一个更加懦弱的人在上面，好为所欲为。彭程万革命前，只是个小小的测绘学堂的监督，既无名气，也无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讲话都浑身发颤。做了不到一个月，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马毓宝。江西不到两月，换了三个都督。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因为这个马毓宝革命前也不是革命党，当然也没有立宪党人的后台，所以，位置也不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真命天子”，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李烈钧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在云南讲武堂做教官，武昌起义前，奉命参加永平秋操，半道闻听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马毓宝那里做参谋长，然后去了一趟武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三挺马克沁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是打不响的。他用这三挺机枪，成立了一个机枪营。当时机枪还是个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后，人们没见过这东西。李烈钧就凭着这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他是正牌的革命党，不怕这些会党，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响的，但唬人足够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
就这样，李烈钧这个都督坐稳了，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开始恢复，军队也得到了整顿。袁世凯上台之后，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稳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二次革命，唯独江西的抵抗，才像个样子。这一切，追根溯源，亏了那几挺破机枪。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戏目，很平常的说唐故事，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这是人们编出来的戏文，不是历史实有的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戏剧界中人还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不在戏台，真刀实枪地在登州地界上，拿下了登州。此前，只听说上海伶界的新派人物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参与了革命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但这种参与，大体属于帮忙起哄性质。而拿下登州，却完全是艺人们一手包办，不能说不是一件奇事。
虽然说，艺人经常会对当政者有一点讽刺挖苦，官员自不必说，即使是皇帝，也每每会被嘲讽一两下的。但是，这种挖苦嘲讽，一般都是借前朝说事，断然没有人敢拿当朝的要人公然开涮的。京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清朝皇家特别的看顾，所以，在戏剧界京剧为老大之后，整个伶界对于政府，总基调是支持的。京剧一些头面人物，跟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关系，好到了发腻的程度，即使不讲政治倾向，单论个人感情，他们也向着贵人。西太后这个人，自打戊戌之后，知识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人人痛恨，但是，京剧界却总是感念老佛爷的好——老佛爷也的确对他们好，没有老佛爷，京剧决定没有后来国粹的地位。当年京剧《法门寺》，骨子里就是给老佛爷编，给老佛爷演的，戏里不仅太后圣明，连太监都是好人——连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并给捧了。更早一点，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虽然天下大半都不姓爱新觉罗了。但京剧演员们，却一门心思支持朝廷。当初有出挺红的戏《铁公鸡》，演的就是清军打太平军的事。
艺人一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即使有点民族立场，也多半来自于戏剧。但他们有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往往跟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知恩图报。像革命党人那样，把私人恩怨和国家利益截然分开，像徐锡麟那样，可以对给自己有恩的人开枪的事，艺人是干不出来的。从自身利益来讲，唱戏这种“开口饭”，只有在政局稳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吃的好。大乱到来的时候，人们逃命都来不及，谁还去听戏呢？所以，艺人支持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晚清的中国，是个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方。外国人来了，洋玩意来了，中国人变了，尤其是知识界变了。不仅读书人下海唱戏了，而且还有了外面传来的文明戏。在变化中，还出现了上海这种华洋杂处的地方，不追求时髦就没法活的所在，即使是唱京戏，也得有点新玩意。搭上实景，玩点花活儿。参与攻打制造局的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潘月樵演戏，特喜欢在戏中插入充满新词的演说，尽管跟剧情毫不相干，但观众每每欢呼拍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革命一起来，就成了时髦，报馆都不能报革命失利的消息，一报，准挨砖头。所以，有艺人参与革命，也正常。潘月樵死后的碑文曰：攻打制造局之役，“秋风凄雨之中，单骑疾驰，首敢死队，次先锋队……四警察队，五商团队，都三千人，君为之帅，抵制造局。重门加键，屹若长城，引满列戎，俨然大敌。门者多湖湘子弟，君排众直前，晓以大义，咸感重而泣。”还说，绕到制造局后面放火，也是潘月樵干的。凡写碑文，也许有点夸张，但人家的确是参加了，也是事实。
比潘月樵更热心革命的艺人，也是有的，他们打下了登州。打登州的艺人，是演文明戏的。所谓的文明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话剧，算是话剧传入之初的雏形。文明戏，是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开始演的，著名的春柳社，在话剧史上有开山之功。人们现在能记住的，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当年，李叔同演的茶花女，风靡一时，倾倒了众多的时髦男女。当年，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也是留日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也不进学界，却偏偏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文明戏是到了民国才衰落的，但在清末，还挺受欢迎，因此可以靠这个吃饭。当年的留日学生，尤其是追求时髦的，没几个不是革命党的，刘艺舟也不例外，所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他也思有所为。文明戏是学西方的，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就带着真枪到处走。一日，他的剧团乘一艘日本轮船从大连南下，路过登州的时候，他忽然兴起，要船长靠岸。船长和中国买办说登州没站，他就用强，掏出盒子炮冲天放。没办法，船长只好在登州码头靠岸。当时正是半夜，忽然间，汽笛长鸣，枪声大作。武昌起义之后，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登州官员和守军就一夕数惊，一闻枪声，不明里就，以为革命党乘船来攻了，吓得逃的逃，降的降，本地的革命党再一起哄，登州就这样光复了。据当地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刘艺舟他们此前还在烟台演了戏，大受欢迎，在戏场，逼当地的地方官交出了政权，但是失败了。另一份报告说，登陆占领登州的，领头的是一个日本人（应该是目击者把西装革履的刘艺舟当成了日本人）。不管怎么说，反正登州是被革命党拿下了。随后，刘艺舟再派人拿下临近的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一出活的《打登州》，演的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人未伤，一座古城就革命成了功。当然，一个喜欢演戏的人，不可能总是在做官。不久，刘艺舟就把都督让给了带兵来的蓝天蔚，自己继续云游演戏。
这个故事，是戏剧界的代表梅兰芳，在1950年代作为光荣的事讲出来的。其实，在当时，刘艺舟干的事，戏剧界却未必真的欢迎。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抢都督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就数在安徽抢得热闹，都督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能有一个？有官大家做，而且都是都督。抢都督的事，也就闹不起来了。
陕西是革命党和哥老会一起打下来的。按说，他们两下应该是一家。只是，两家的体系还是不一样，革命党的老大，在哥老会是后来的兄弟，而哥老会的舵把子，于革命党也是新人。革命党人的势力在新军，哥老会的势力则遍布全省的每个角落。辛亥起义，是新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占领西安，拿下满城（即西安的内城），新军居功第一。但是，游说巡防营按兵不动，以及各个地方的易帜，则是哥老会的功劳。天下打下来了，革命党人推了自己人，新军的军官张凤翙做统领，但哥老会舵把子们有意见。尤其是哥老会里资历最老，人望最高的张云山有意见，人家不等推举，已经自封为“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略等于皇帝。怎么办呢？聪明的张凤翙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六个都督之外，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把张云山也囊括进去。再加上两个副大统领，陕西一省，一共有十个省级最高官员。张凤翙以为，都督是他封的，他这个大统领，理应在都督之上。但是，没想到都督们并不买账，各自关起门来做大王，谁也不把大统领当回事。外面来的人，领了大统领的关防，要出城门，走哪个都督管的城门，得拿哪个都督的手令来，要不然就不放行。每个都督，都觉得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老大，只是都只能指挥自己手下的那点人马。
人马少了就得发展，扩军。于是，每个都督的属下，都大办码头，大摆香堂，在军队和地方两方面扩张。地方上县政府说了不算，码头说了算。军队里，长官说了不算，舵把子说了算。所有的码头，都公开插上三角旗一面，上书某某山，某某码头，还有码头当家的姓名。开赌喝酒闹事算是小菜，人家真的管事。组成保安队维持地面，征收赋税，设立公堂审案。审案都跟戏里演的包公似的，押过原被两造，先问后审，打板子，然后看着不顺眼的，推出去就斩。大舵把子张云山还在自家的官衙里安上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学的跟戏里的包公一模一样。登台演讲，也把铡刀抬上去，不断向人们宣示要做清正无私的包老黑。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公们，知懂戏文，不懂法律，断案子经常乱来。甲来告状，觉得有理，于是准了甲。被甲告的乙不服，再来申诉，断案的人又觉得有理，于是准了乙。案子越断越乱。比较有创意的舵把子，不耐烦包公的蟒龙袍，喜欢武松式的短打扮，一身夜行衣，帽子上结一个大红绒球，足蹬厚底靴。但只要上衙，开路的衙役都不能少，一对对的铜锣也不能少。
一干闲散人等，自己就可以立码头，立了码头，就可以算是当地的政府，收钱，管事，审案子。于是，码头越立越多，只要有闲汉能纠集一群人，顷刻间就成了地方的老大。虽说都挂在省城里老大的麾下，但实际上老大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怎么回事。码头多到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码头多了，地皮就紧张，为了抢地盘，自己就火并。对地方的扰害，也日渐明显。像陕西这样地方，哥老会思想倾向相当保守，对于新学堂和洋务事业，电线杆什么的，都死看不上。对于教会，也不以为然。在当家作主之后，砍电杆，烧学堂，打教堂这样的事，也多了起来。外国人不高兴，迭来抗议。逐渐地，连他们的老大张云山也觉得不像话，下令限制码头发展，强行规定，大县码头限额一百五十个，小县一百个。而且不许擅自征收钱粮，不许审案，更不许随便打教堂、砍电杆。
可是，刚刚尝到胜利果实的哥老会会众，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把到嘴的肥鹅吐出去？码头纷纷抗命，各地派下去的县长，往往在码头抵抗下，不能到任。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陕西是个穷省，原来就需要发达地区协饷接济，现在协饷没有了，各地在码头把持下，税款又不上缴，坐镇西安的六大都督，需要养活太多的人，没钱怎么成？结果，西安来的哥老会，已经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下来镇压没有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上面来的人枪好，又有炮，码头终于消沉了。但上面的哥老会，也失去了下面的支持。
按今天的标准，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是黑社会，非法组织。干的买卖，多半是违法的。革命党利用黑社会推翻清政府，但转过来就饱受其害。陕西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哥老会政府。一省六都督，九个老大，哭笑不得。在革命过程中，各省的光复，数陕西杀戮最多，破坏最大。不仅如此，革命之后，哥老会的泛滥，使得秩序迟迟不能稳定，给陕西的绅民带来很大的扰害，外国人也总是告状。事实证明，即使哥老会当家，也一样需要秩序，为了秩序，进城的帮会兄弟，出手镇压了在乡的弟兄，但哥老会的统治，已经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形象。革命党的形象，想要修补都难了。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辛亥革命期间，东北这个地方，虽然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但反清的势力却相当强大。不仅革命党人在此多年深耕，在学界颇有市场，在地方联庄会也有势力，甚至跟一些山里的绿林好汉也多有联络。加上北洋第六镇和发祥于东北的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在革命前夕，其统兵官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都是革命党人。深受总督赵尔巽信任的总督府军事参赞张榕，也是一个秘密革命党。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本是立宪请愿的积极分子，对清廷的假立宪真抓权也由失望导致怨愤。虽然吴禄贞和张绍曾陆续进关，但以当时情势，靠剩下的势力策动东北的独立，当不成问题。事实上，当蓝天蔚和吴景濂、张榕他们在北大营开会商议独立的消息，由一个营长告了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准备走路了。据奉天海关的报告，赵尔巽是要出关回北京的。
但是，奉天这个地方的士绅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土匪多，地方半独立的武装多。士绅们一方面派系纷纭，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方面有些士绅跟地方武装甚至土匪胡子关系密切，潜势力惊人，当时奉天谘议局的副议长袁金铠就是这样一位。虽然在名望资历上他矮吴景濂一头，但是，他跟由胡子招安的巡抚营统领张作霖是把兄弟，过从甚密，实际上能量很大。其实，像袁金铠这样的土士绅，张作霖这样的胡子兵头，对于革命还是保皇本无定见。但是，千不该，万不该，革命党和立宪派合谋独立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居然忘掉了袁金铠，没给这个地方实力派人士留个位置。这样一来，没立场的袁金铠有了立场，他力劝赵尔巽别走，并大力引荐了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因为前去扑灭内蒙部落造反，此时不在奉天。此时的张作霖，担任奉天前路巡防营的统领，拥兵十五个营，差不多有五千多人马。接到赵尔巽的命令和把兄袁金铠的密信后，他一点都没犹豫，昼夜兼程带兵赶回省城，悄然做好了布置。这时，当年的胡子张作霖也有了立场，他要保大帅（晚清习惯称总督为大帅），同时保大清了。
但是，反清势力这边，却毫无觉察，按预定部署，在1911年11月11日，以成立保安会的名义，邀赵尔巽到谘议局开会，决定在会上宣布和平光复（很多地方都先宣布保安，保境安民，等于是半独立，然后再独立）。会议由吴景濂主持，参加者不仅有当地士绅，还有好些学生。蓝天蔚在开会之前，命令自己的部队离开北大营进城，但却迟迟不见动静。会议一开始，赵尔巽的讲话就被革命党人打断，但是这时，张作霖跳到了台上，拔出手枪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有不服的，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可不交朋友！”这时候人们发现，谘议局前后，都布满了张作霖的人，第二混成协的士兵，连个影都没有。当时，蓝天蔚穿了一身和服，也没带什么人。此情此景，只能一言不发。吴景濂见势不好，溜了。蓝天蔚的参谋告诉他，北京政府已经有命令，撤了他的职，由一个标统替代。他明白，自己已经被算计了，他的部队不听他的了，也只好悄悄走人。张作霖也不想开杀戒，为赵尔巽杀人，睁眼闭眼都让他们走了。
原来的主角走了之后，会议依旧进行，东三省的保安会成立了，赵尔巽是会长，袁金铠和原第二十镇留下的一个标的标统伍祥祯做了副会长。张作霖主掌保安会的军事部。随后，原来要逼赵尔巽进关的吴景濂和蓝天蔚都逃进了关，坚持不肯走路的张榕，被张作霖指使士兵暗杀。至此，东北的革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夭折了。
整个事件，最大的赢家，是张作霖。袁世凯之后，中国的军阀像点样的，大多为前北洋军和新军演变而来的，只有三个是巡防营出身，一个是张勋，这是北洋的支系，一向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另外两个，一个是广西的陆荣廷，一个就是东北的张作霖。前者是西南军阀的翘楚，后者则归顺了北洋系，被视为北洋直皖奉三大派系之一，但说起来，从来就没跟北洋系扯上过半点关系，连远方表亲都算不上。一般来说，巡防营是落伍的军队，很难成气候。但是，南陆和北张，却是土匪出身，能征善战。在那个年月，打仗打得多的军队，战斗力就强，两人招安之后，都被用来剿灭那些不肯招安的同道，所以，自然比其他的巡防营，包括新军仗都打得多。加上土匪原本就枪法好，单兵作战能力强，凝聚力也强。所以，无论广西还是东北，土匪出身的陆荣廷和张作霖，还真就不怕新军。当时即使第二混成协还听命与蓝天蔚，双方交战，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只是陆荣廷同意参与光复，而张作霖则参与了反动。不管怎样，有了这个契机，南在广西，北在奉天，两个前土匪头子都因为辛亥革命，成了当地的军事首领，开始了日后称霸一方的事业。两个都是枭雄，大字不识几个，但都绝顶聪明。比较起来，张作霖比陆荣廷做得更大，依靠东北这块宝地，发展很快，北洋时期最后阶段，甚至主掌了北京政府。而张作霖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给的。因为准备起义的一方，过于大意，做事不周，居然全然没有考虑给袁金铠和张作霖留个位置。同时，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又过于粗疏，过于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并没掌控住部队，却自信满满。事起仓皇，才发现众叛亲离，能保住小命，也就不错了。原本并无主意，无主张，也没做好准备的张作霖，抓住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举成名。
登上政治舞台的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要求南下勤王，扑灭革命党。尽管只是做做样子，但毕竟让国人知道了，东北这地方，还有一个军人，名叫张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