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还得靠时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学问家章太炎做主编的时候，声誉很是不错，跟康梁的保皇党们，打了许多大仗，据我们的教科书说，把康梁们打趴下了，从此以后，革命战胜了保皇。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当时的《民报》，在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的确很有名气。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学者俞樾先生的高足，这个俞樾，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试诗，大受赏识。后来因主持河南乡试出题出得太怪，被都老爷参了下来，从此以后专心做学问。曾国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学问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个做学问拼命的人。学问做得很大，现在看他的学术类文章，经史子集，加上佛学，任马由缰，没点功夫，根本看不下来。但他主持《民报》，还是立意在宣传，党内好些人嫌他学究气太重，不够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数情况下，章太炎其实是尽量通俗来着，但是让此老写陈天华那样的打油诗，也不大现实。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他主持下，《民报》上，还有漫画。
《民报》上的漫画，画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报》那里，变了一个称谓，叫做汉奸。已经死去的曾、左、李，名曰“过去之汉奸”。曾国藩顶戴花翎的头面，却给安了一个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样，人面兽身。李鸿章是人面鱼身，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成了美男鱼，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有一比。这样的漫画造型，只有曾国藩的像有点根据。据说，由于曾国藩浑身长癣，常年都雇人挠痒，身上一层层地往下掉鳞皮，所以人们传说，他是大蟒蛇变的，特意来拯救清朝天下的。当然，也有传说，所谓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乱世的妖魔下界。曾国藩的出现，无非是天下大乱的征兆。不管怎么说，把曾国藩画成人面蛇身，不为无因。但左宗棠为什么是兽身，李鸿章为何是鱼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骂人，大概是为了搭配曾国藩同时有所区别吧，一个既然是蛇了，剩下两个，只能一个兽，一个鱼。
还有三位清朝新政时期的名人，也就是《民报》办的时候，还活着的名人。他们的命运，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差些，这些漫画，名曰“现在之汉奸真相图”。其中，袁世凯是个半身像，脸被剖开。张之洞顶戴花翎，但脑袋却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顶戴花翎，但脑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时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称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还有说，张之洞是士屠，因为镇压自立军起义，袁世凯是民屠，因为练兵的时候擅杀菜农，岑春煊是官屠，因为他特别喜欢参下属官员。尽管评价不一，但谁也否认不了他们三人的地位。历史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人是绕不开的，当然，清朝也离不开他们三个。因此，这三人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危险的汉奸。革命党人立意排满，因此他们说的汉奸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凡是汉人给满人做事的，都是汉奸。不过，三人之中，袁世凯是被贬低得比较轻的一个，只是把他的脸剖开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实，同盟会成立之后，还不断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据说有人还去联络过他，没有反响，也没给绑去讨赏。
宣传品上有漫画，并不起于革命党人的报纸。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把传教士和教民画成人面猪身，或者猪面人身的都有。比较高档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画，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办了贵州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都被画得很威猛，下面的题词也极尽奉承。但是，对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鸿章。李鸿章不仅在后来的教科书上形象极差，就是在当时，也被打教的绅民与革命党人共同视为汉奸。前者说他是洋人的汉奸，后者说他是满人的汉奸。
这些漫画出品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好玩的漫画，连环漫画，漫画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坏人，他们的好玩与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报纸上的政治讽刺漫画出现得更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就很流行了。画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讽刺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立意学习西方的人所办的报纸，上面所谓的漫画，还是骂人的宣泄，就跟顽童平时看不上谁，就在墙上涂鸦，丑化某人，然后写上×谁谁的妈，或者谁谁是大王八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顽童伎俩，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发扬，现在则轮到了革命党来进一步发扬光大。看来，这种漫画的演化，脉络相当清晰。《民报》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画这种把人画成畜生的画，无论画技高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泄愤。只是这样的泄愤，对于有同样愤忿的人而言，当然有用。国内不安分的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愤清”的人们，也许就没用了。不管怎样，革命党还是期待自己的报纸在国内掀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种文字为激烈，无非是地方长官之别有用心的“特别发挥”。《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门口一时间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法了当时的报律，有不少公然抨击宪法大纲和鼓吹革命的关碍文字。说它涉嫌扰乱治安，混乱政体，也不是没有道理。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八百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当然，如果革命党人有钱交罚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换个报名，还可以接着办，接着骂当道，接着激进，都没问题。但是，湖北的革命党人一向闹穷，办《大江报》，还是有人破家相助筹了一点钱，报纸被关，本钱都亏进去了，哪里有再办下去的财力？尽管官方按法律说，如此办理，并非过分，但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弄臭当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起义的筹备，买枪，买子弹，试验炸弹。虽然起义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澂。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坏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这样的严厉处置，恐怕不是报纸主张扰害人心那么简单。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而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首义元勋，现在的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
黎元洪很快就进京做副总统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几换为小段，段芝贵。小段在官场人缘极好，但就一样毛病比较大，寡人之疾难治。到了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养。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屡揭此事，老是讥讽“军爷有钱”（戏曲《游龙戏凤》的一句戏词），还揭出小段当年买名伶杨翠喜送权贵的旧账，惹恼了小段，趁打击国民党的东风，胡石庵和报社一干人都被抓到军法处，最后判刑。还好，小段是年（民国二年）的八月就被调走，继任的王占元不愿意做迫害媒体的恶人，把《大汉报》一案的人犯，都给放了。《大汉报》事件，算是《大江报》的余波。新闻自由这种事，离开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国了，也真还有点难缠。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进账多了。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莺莺燕燕。那个时候，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混。有醇酒妇人，革命才更有干劲。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写稿也好，编辑也罢，泡在“苏乡”里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很灰，几个月报纸都没有生气，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惶惶。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的太大，开的好玩，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西牢就是租界里的洋人办的监狱。按道理，所谓的租界，不过是洋人在中国租的地，租地之内，怎么能有监狱？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国国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不仅拥有独享的管理权，而且有司法权。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国当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国人，也归租界当局管，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外合审，但实际上是外国人当家。这样的事，从道理上讲属于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样的侵犯，对于那些政府反对派而言，却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最明显的一件好事，就是1903年的“《苏报》案”，涉案的章太炎和邹容，没有因此被判死刑，也没有坐中国人的监牢。
章太炎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为上门去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虽然实际上是坐监，但吃得好，住得好，可以随便见客，还有一堆警察伺候他，供他消遣，严格讲不算坐牢。真正坐牢，是因“《苏报》案”的西牢三年。那是正经八本地坐牢，吃牢饭，穿囚衣，还要服劳役，还挨过西人牢子的拳脚。
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后来北大文史哲诸专业，基本上是章门弟子的天下。太炎先生还是革命家，说起光复会、同盟会，没有人能忽略了章炳麟。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但是，依我看，太炎先生的本分，其实是名士。在传统社会，凡是学问大但却不入仕途的人，大多为名士。这其中，有些人于仕途是进去了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出来了，有些则根本就不想进，不能进，章太炎属于后者。
名士要有名，而且有大名。有名，往往伴随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事。太炎先生种种名士的派头，名流的逸事，都是在有名之后。很多人回忆太炎先生都提到他完全不认路，在日本的时候，但凡出门，就得有人陪，没有人陪，就走不回来。晚年在上海，自己出门回来的时候坐黄包车，不知道住在哪里，非说车夫应该认识他，不认识他不应该。于是车夫只好拉着他满街走，如果不碰上熟人，还真不知道怎么了结。但是，我们在太炎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没听说这样的事，戊戌维新的时候他在上海跟汪康年他们办《时务报》，一个小萝卜头而已，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照顾他，好像也没听说他丢了。世家子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也多次提到他的来访，也未见得次次都有人陪。至于他宣言革命就要有神经病，自己动辄对人发神经。去见袁世凯，用勋章做扇坠，不见就大发雷霆，打烂总统府的家具，被软禁之后的种种非常异议可怪之举，逼着警察管他叫老爷，时时请安天天磕头，更是成名之后的杰作。成名之前，他也活了几十年，为人子，为人徒，办报纸，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怪。他在上海爱国学社给《苏报》撰稿的时候，人称他的怪诞，也无非是剪了辫子，半长的头发分梳两边，身穿长袍，外面裹以和服，天天叼着香烟而已，坐洋鬼子监牢的时候，也还正常。后来的怪诞，是后来的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位于黄浦江边的提篮桥附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虽然是洋人的监狱，由于主要用来关押中国人，狱卒主要是印度人，人称红头阿三，所以一点都不怎么文明。卫生条件不怎么样，囚徒还要干很重的活，伙食不好，经常吃不饱，看守还动辄加以体罚。整个状况，跟其他东方国家的殖民地监狱几乎一样，糟到透顶。章太炎在进去之前，由于《苏报》的官司打了半年左右，中外闻名，但是监狱里的看守，却并没有当他是名人，照样不客气，一点不照顾。据章太炎自己讲，刚进去的时候，经常遭到虐待，印度看守最为暴虐。他脾气大，人家打他，他也回手。结果经常被打倒在地，被一群印度看守群殴，不择部位，一通乱打，脚踢棍打，他还被打昏过。据他讲，如果打死，就拖出去埋了，并没有尸体检验之事。看守惩罚犯人，还用一种把人反手背过来捆起来的方式，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背拷，捆上之后，犯人一个小时都受不了，“虽巨盗弗能胜。”章太炎绝食过，没有死了，但是，一同坐监的邹容却受不了罪，死掉了。
邹容瘐死之后，事大了。毕竟是名动中外的案子，当初英美领事为了不引渡两人，而且坚持轻判，跟清政府闹得很僵。如果让这俩人都死在监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他们自己国家的舆论就让他们受不了。所以，此后章太炎的待遇就明显改善了。做苦役让他做最轻的活儿，缝囚服和袜子。但是，章太炎给他们缝了个乱七八糟。看守也不敢惩罚，只好把他升为饭头，火头军。这个活儿，一般都是有钱人坐监，出钱买得的，有很多好处，饭可以随便吃，油水也大些，但此时只好让他来做。没想到，太炎先生饭不会做，也不虚心学习，反正依旧乱来。最后只好让他负责盛饭，这回，总算胜任了。所有的囚徒，都来巴结章太炎，马屁拼命拍，指望他勺下超生，多给一点。
“《苏报》案”是太炎先生一生的分水岭。此前，《苏报》的老板是陈范，主编是章士钊，太炎先生仅仅是个撰稿人，按道理，拿人都不该拿他，报馆主人和主编都走了，他却不肯走，于是被拿去顶杠。但是，官司打下来，三年牢狱做完，章太炎和邹容声名大噪。活下来的太炎先生，也就只能做名士了，一个革命家名士。这样的名士，在革命时代，名头更响。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革命和保皇之争，是晚清的一大公案。革命的头儿是孙中山、黄兴，保皇党的头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前者主张革命，后者主张改良。论闹事的资格，孙中山比较早，但闹得动静比较大，还要数康梁。甲午之后到新政之初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康党的时代。毕竟，一场百日维新，惊天动地。直到国内立宪派兴起，他们的灵魂也是康梁的思想。革命党后来居上，教科书上说，是源于一场大论战，革命党人的生花妙笔，战胜了保皇党。但这实在不好判定，两家打笔仗，谁输谁嬴，其实没法算的。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说康梁一派就完全没了市场，还真是未必。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的势头的确起来了。但这崛起，并非单纯靠的笔杆子。
戊戌政变，康党流亡海外。作为一场国家变革的失败流亡者，他们据有天然的优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华人华侨的聚集地，康梁们不仅受到希望中国变革的华人的拥戴，而且也得到各地政治团体、政客，甚至政府的青眼。康有为又是一个懂得做秀的政治家。一个原本不是给他的所谓衣带诏，被他炒作到了极致。这个只例行公事见过光绪皇帝一面的小小的七品主事，俨然成了皇帝的师傅，大清的无冕钦差。任何人想要见他，不仅要上货，而且必须下跪磕头。就这样，海外慕名者，络绎道上。康有为的只纸片字，都成了宝贝。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康有为实在是过足了瘾——代理皇帝的瘾。不仅如此，康党还利用衣带诏筹钱，说是衣带诏给了康有为权力，可以给海外华人封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再下就是各种骑都尉、云都尉。封赏倒是平等，无论出身，见钱就赏。一个公爵一万，以下依次减少。也不知道是不屑于做呢，还是那时作假技术不够精当，反正康有为只是这么说说，连个假的衣带诏也懒得做一个。但凡有人提出想要验明正身，肯定劈头盖脸一通驳斥，衣带诏决不示人。
那年月，皇帝在海外华人眼里是有分量的，所以，保皇党的势力很大。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地域，是跟保皇党重叠的。在国内发动起义，不仅资金要从海外来，连骨干人员也得依赖海外。因此，海外的华人所在，无论美洲的唐人街，还是南洋的华人区，势必成为革命保皇两党的必争之地。保皇党开会，人多势众，革命党则门可罗雀。孙中山在美洲大陆，走到哪儿都是保皇党的地盘，但凡华人会所，里面大抵挂着光绪皇帝的像。发表演讲，不攻击保皇党还好，一骂保皇党，人就走光了。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最出名的武戏主演是张继，这个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扮的是文官角色。可在当初，他可是打架的高手。最早他是大清国的留日公派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受不了日本人的挤兑，一怒之下剪了脑后的辫子，惹得留学监督姚某人一通咶噪。说得张继无名火起，约了同在日本的剪辫党陈独秀和邹容，找了个桃色绯闻的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咔嚓一声，把姚某的辫子也给剪了。从此之后，这三个宝贝，就只能做职业革命党了。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能打的人不多，都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名第一。无论什么年月，想造声势，行动说什么也比语言顶用。
不过，保皇党的失势，也不尽赖革命党打手的打，他们自己也自己的问题。一边拉人，一边捞钱，手段就是蒙人，蒙华人也就罢了，有时还蒙到老外头上。什么时候，都有老外热衷掺和中国的事。有些人出钱买康梁们卖的爵位，加拿大人康乾伯（Comchanber）在梁启超手里买了一个男爵，意犹未尽，还要参加活动。梁启超于是封他为中国民军大元帅，驻奥克兰，训练华人子弟。但是没想到，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封了另一个交了钱的美国人荷木李（HomerLee）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爵位是子爵，驻扎洛杉矶。不巧的是，两人碰了面，各自都要对方听命。老外认真，谁都不肯妥协，打了起来，告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保皇党为之声誉大坏。后来，那个荷木李，竟然投奔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还把这个外国的冒牌李将军带了回来。据革命党人刘成禺讲，南京城北梅溪山庄就是李将军的公馆，门上挂着“李将军行辕”的牌子。不知道这个李将军麾下，除了勤务员，有没有兵？
其实，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秋瑾：设计军制】
晚清的军制，到新政时，已经变了几次。八旗姑且不论，绿营兵制，是承袭明朝中叶以后的镇守体制。一省长官为提督，其次为各镇总兵，总兵以下为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隶属于总督、巡抚以及提督、总兵的部队，编制为标，标下为协，由副将统帅，其余由参将到守备，统辖的部队均为营。营之下为讯，由千总、把总统领。这种体制，官衔等级虽然分明，但每个标、每个营之间，不仅强弱不等，兵力多寡差距也很大。加上打仗的时候，各个营分别组合，另派大员统率，兵与兵，兵与将之间，两两不相知。上了战场，唬人可以，真打就有麻烦。说是派上一个营，多的时候近千人，少的时候百人不到，叫指挥官可怎么算兵力多寡？
太平天国闹将起来之后，湘淮军基本上顶替了八旗和绿营，湘淮军的体制是勇营制度，基本单位为营，每营四百多人，营下分为四哨，每哨百多人，哨下分八队，每队十多人。但统领者的官衔，依然如同绿营，无非提、总、副、参、游、都、守。只是由于仗打得多，官升得快，一个队的头，绝不是千总、把总，而可能是总兵、提督。不过，据研究者的研究，说是湘淮军的兵制，比起对手太平军模仿周礼的军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结构，还是要好些。因为同样采用洋枪洋炮，湘淮军的体制比较接近西方营连排班的结构，只是在连和班之间没有排。这样的排列结构，比较合适使用现代火器。的确如此，别的不讲，太平军每个小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打起仗来，打旗的太多，有时感觉呼啦拉一片旗云，这样一来，吓唬人挺合适，但真打，放枪格斗的人自然少了。
到了湘淮军也不中用的时候，清朝新政，新建陆军的兵制，又为之一变，彻底西化，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化。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排、棚（班），军长叫军统，师长叫镇统，旅长叫协统，团长叫标统，营长叫管带，连长叫队官，排长就叫排长，班长叫棚头。但是军官的军衔，却还没来得及实行西式的，依旧按绿营的阶梯排。这样的军制，虽说西化，但在名称上还有点中国特色的尾巴。这个尾巴，要在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才彻底切掉。不仅各级长官的称谓，连西方军衔也采用了。
不过，在清朝新军和民国军队之间，还有一种新军改进版的军制设计，这就是1907年光复会起义组织的光复军。这个军制，是革命党的女英雄秋瑾设计的。光复军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设三个师团，中路四个师团，南路两个师团。另一说是光复军分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标志，分为光字军，复字军，汉字军……每军首领为大将、副将，然后是行军参谋和行军副参谋。每军下设左、中、右三军，军下设三佐，左佐、中佐、右佐，佐下有尉，左尉、中尉、右尉。但不知师团和军是什么关系，在清朝官吏查获秋瑾的文件中，似乎没有说明。革命党人陈去病写的秋瑾传中，干脆就没有师团的说法。也许，三路师团的设计，是为起事成功扩军以后设计的。
光复军不仅有军制、军衔，连服装都设计好了。军装是白色包头，对襟黑色军服，有肩章，还有胸带，自大将到佐尉，均挂胸带，一如西洋军人悬挂勋章之斜胸带。胸带的颜色代表军衔，黄色最贵，次白色，再次红色，最次浅蓝。跟后来用星和杠来区分，意思差不多。
秋瑾不愧是鉴湖女侠，一个女流，留学日本，不仅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也一直在留心军事。被捕就义前的所谓“口供”，尽管是书吏所录，依然显示出她大无畏的气概，根本不屑于跟审讯官员谈革命党的事，从容赴死，毫无惧色。要论气魄，革命党人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比。她所设计的军制，其实真的比清朝的新建陆军要高明。三三制的结构，直到民国国民党黄埔建军才采用，比北洋（袭承新军）的二二进制要更灵活，更适于作战。这样的军制，有日本的影子，也有一点中国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把日本的军衔也引进来了，有将、佐、尉。不像当时的新军，明明是旅长了，还要挂个提督的衔，就像当时军人的老照片，身着西洋军服，腰挎军刀，头上面还扣一个顶戴。据说日本军队的参谋，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瞎参谋烂干事，能量特大，权力特大，所以，秋瑾在光复军里也有参谋一职，就排在大将副将之下。
可惜，设计的如此漂亮的军制，却只能用在一群乌合之众身上。秋瑾赖以成事的人，只有会党。浙江各地的会党，草莽中人，散漫惯了，不大可能按照这个编制组合起来，就是给他们带上军衔，挂上胸带，也一样乱七八糟。一听说要起事，没有命令，自己就先干起来，光复会筹划多年的起义，其实就是被这些草莽之辈的擅自行动给毁了，秋瑾精心设计的军衔，也没派上用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北伐军，所用的军衔，大体是跟秋瑾的设计相似，女侠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四川的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演成武装暴动，暴动的武力，叫保路同志军，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后来当事人的回忆，大多是说，同志军如何同仇敌忾，如何不怕牺牲，反正是仇恨满胸，正义凛凛。好些同志军，实际上有革命党人在里面运作，把保路跟革命连接在了一起，保路，就是革命。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回忆，至少，这样的说法，让保路运动的形象大有光彩。只是，历史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些文本，这种文本中，同志军的形象多少有些缺陷，但却比较好玩。
四川的崇庆位于成都盆地边上，离成都不远，物产丰饶，风景秀美。这个地方的绅粮（士绅），拥有的四川铁路股票不少。保路风潮，利害相关，搅动了整个全川，像崇庆这样离省城比较近的地方，自然不可能不被波及。各地都办同志军，崇庆当然也不能被拉下。可是，碰巧这个地方没有革命党，连不怕死的袍哥也没有。当地的袍哥，都属于清水袍哥，不干冒险事的，舵把子就是当地的绅粮。此番弄同志军，不管怎样，都是打仗杀头的事。因此，若干头面人物，绅粮、团总加上学堂的教师议了半晌，组织同志军，竟然没有人敢出头。毕竟有风险，万一失败，拖家带口的，谁也输不起。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也是袍哥，但是是浑水的，当过棒客，为人挺讲义气，也有点人缘，此时因犯事关在邻县灌县的监狱里。大家一商量，把他推出来，让他当头儿，实权还是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手里，如果一旦有事，就让这个棒客去顶杠。
大家商量好了之后，派人来到灌县，买通了灌县的衙役，找来另外一个人顶替棒客坐监，把棒客换了出来。没想到，棒客出来之后，却不肯干，认为眼下的事儿，跟他当年杀富济贫的行为不一样，这是造反。他对于反清没有认识，也不认为袍哥就是反清复明的，好端端的，干嘛要造反呢？绅粮们好说歹说，连唬带骗，还带恐吓，加上监狱的滋味不好受，棒客自己也不大想再回去了，被逼无奈就答应了。没想到队伍一拉起来，四乡里好事之徒还真不少，都乐意做棒客的部下。一个木贩子，就拉了一支百多人的队伍，也算是棒客的下属支队，起事那天，看见一个放鸭篷子里有一千多只鸭子，正在找吃的。木贩子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鸭子，队伍大吃了几天鸭子。像这样的队伍，当地还有好些，支支都乐意挂在棒客的名下，反正不打清军（看不到），总是跟鸡鸭鹅猪过不去。
就这样，队伍越滚越大，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当地绅粮的洋枪土铳，散了的巡防营士兵的快枪，收罗了不少，一来二去，对外居然号称几万人枪，在川西一带，小有名气。其实棒客能指挥的，不过千把人而已。后来赵尔丰被杀了，保路变成了革命。新的都督要整顿同志军，大部分解散，小部分改编。棒客的队伍，居然给列在改编名录里。震于他队伍的庞大，原来准备给他编一个旅的，结果棒客说指挥不了那么多人，只要一个标（团）就好，于是，棒客变成了团长。木贩子还是回家做自己的木材生意，只是革命的经历也有好处，木贩子在解甲归田之前，让弟兄们把打仗时砍掉的电线杆，收集起来，平白得了好些上好的木材。
棒客做了职业军人，但却不会立正稍息，也不会摆官架子，连训话也不会。识字不多，即使拿人家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也磕磕绊绊，尤其弄不明白新名词，经常乱讲。比如把“宣布”说成“宣一个布”，把“独立”，说成“独一个立”。幸好，立正稍息齐步走这些名堂，可以请教官来办，四川之大，不愁找不到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队伍列列队，齐步走，好歹像个军队的样儿。不过，棒客的部队，跟别的军队还是不一样，吃闲饭的人特多，当年跟着他混的，凡是不乐意回家种地或者教书的，都挤在队伍里。人家一个团部有两个书记官，他有九个，各个营连里的文职，也都比别的队伍多。反正是有福同享，一起吃大锅饭。这样的人，在后来的军阀之争中，如果没有大的进步，或者得到高人的指点，多半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一旦四川军阀开战，棒客不久就辞了官，带了笔钱，回家买了些田，做他一直羡慕的绅粮去了。同志军统领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别的，只学会了抽大烟，有了闲钱，每日里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安逸。
革命改变人的命运，尤其是改变那些卷入其中的卑贱者的命运。对参与其中的棒客、木贩子这样的人，赶上革命，倒霉的，送了命，走运的，则大小发了点财。更多的人，除了生活状况更糟，生计更加艰难之外，什么也没落下，什么也没有改变。四川众多的同志军，忽起忽落，尽管在袁世凯治下，短暂地整顿了一下，但并没有真的让遍地的武装队伍解甲归田。讨袁战争一起，很多队伍死灰复燃，司令军长满地，于是四川遍地烽火，军阀高频率混战。因为四川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草根型队伍。中原的大混战未起，蜀中已然大乱，而且乱起来没完，长期不得太平。
【招兵要招读书郎】
清朝新政的军事改革，有个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规划。此番进行的军事改革，跟当初曾国藩练湘军一样，也是另起炉灶，制度、建制、人员，全都重新来过，跟原有的军队一点关系也没有。当初曾国藩练湘军的时候，不肯以绿营打底，担心的就是旧军积习太重，以至于求新不成，反成累赘。同样，新政的新军编练，也是担心新军沾染旧军习气，所以，必须重打鼓，另开张。
其实，在各省编练新军之前，已经有了北洋军现成的经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固然也跟湘淮军当初成军一样，招收朴实的农家子弟当兵，但却也吸取了淮军练洋操的经验教训，不再练兵不练官，而是官兵齐练，练官当先，开办一系列北洋军官学堂，专门培养军官。南方各省编练新军，似乎立意要比北洋军更一步，招收士兵，读书人优先。
新军的军饷高，待遇优厚，一个正兵一月四两二钱银子，折合洋钱八元左右，自己的吃穿还不算在内。这些钱，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办新军的当口，科举也废了。乡村的读书人要想出息，首先选择是上学堂，但上学堂不能挣钱，还要花钱，家里没点底撑不住。干别的，当时产业不盛，城市化的程度也不高，可选择的机会不多，而新军跟现代化联系密切，有跟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正当性。当新军，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过去的粮子，好人不当的兵，所以，很受欢迎。在张之洞，甚至立意要把新军变成另一种科举。所以，大批的乡村读书人，都涌进了新军。有的南方新军甚至非识文断字者不招，招兵的时候，居然还要出题作文，现场考试，文字过关，才能录取。一位名叫胡祖舜的湖北新军士兵，说他入伍时，考题是“有勇知方论”。考题不出自四书五经，但却也是当时提倡习武精神的一种说法。一直在跟报社做兼职记者的他，当场写了三百字，才过了关。新军里没有文化的兵，都是老兵，较早时候招的，新招的兵，都是读书郎。
新军爱招读书郎，贫寒的读书人，也把投新军当成一种出路，至少是比在乡下教书更好的出路。所以，但凡脑子活泛点的，纷纷投新军。另一位湖北新军士兵陈孝芬回忆说，1905年他在黄陂应募入伍时，同去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其他人，由于要考作文，也必然通文墨。在南京第九镇做小军官的何遂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一百二十六个人，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有些已经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路，也投了新军。当时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的时候，还在军中兴办随营学校，鼓励士兵边训练边上学。有的士兵，当了兵，还投考营外学堂的校外生。总的来说，在新军里，读书读报的氛围相当浓，营房里设有阅览室。不仅如此，在军营里，凡是读书读得比较好的士兵，长官也高看一眼。前面提到的胡祖舜，在做伍长的时候，一次喝多了酒，头脑一发热，到理发店，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在当时，属于犯禁的行为，清末虽然规矩已经松了，但按规矩还是要受惩罚的。当他酒醒了之后，作为补救，连忙写了一篇文章，从卫生的角度，从妨碍军人操作的角度，大谈了一通剪辫子的益处，然后呈交长官，同时交给报社发表。见报之后，他居然平安无事，没有人找他麻烦。毕竟，在那时卫生观念，是个绝对合乎进步的大道理。几天之后，又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士兵，也剪了辫子，长官大怒，传令站队，叫剪辫者出列，大加责罚。剪辫者不服，说伍长怎么可以剪？长官喝道：人家剪辨子有理由，有意义，报纸上还称赞，你剪有什么道理？于是拉下去打了若干军棍。其实，没文化的士兵，剪辫子的道理，跟有文化的是一样的。
运动新军，是一些有见识的革命党人的主张。他们中有资格当官的人，就进去做军官，没资格做军官的，就去做士兵。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做军官的，自蓝天蔚离开之后，就没多少了，但做士兵的却特别多。这跟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创办，特别强调新军的文化素质有关。军队里讲究读书，读书的氛围自然就浓，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遍地都是。几个革命党著名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这种名目。长官见了，也不说什么。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其实，立宪派的东西，梁启超的文字，他们也看。集体生活的读书人，尽管在军营里，性质其实很像学生。所以，学堂里流行的，军营里也一样流行。大家都喜欢尝禁果，敢冒险。如果朝廷表现尚可，也不会有太大的事，但是一旦表现不好，遭致报纸的一致抨击，那么，士兵们就很容易倾向革命，而且在非常时期，趋于行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军里的读书学习的团体，并非都是主张革命的，事实上，更多的其实不革命，赞同立宪派主张的士兵也不少，但是，主张革命的士兵的出现，却像被当道想象成了洪水猛兽。据报道，在武昌起义前夕，第八镇统制张彪甚至要把军中所有喜读新书报的士兵，悉数开除。
明清两朝，实行的是世兵制，不管绿营八旗还是后来的勇营，都是世袭为兵，军人形成自己的小社会。这样的制度，使得军人跟社会相隔绝，为正常社会所看不起，反过来，军人也对社会怀有敌意，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好人不当兵的社会氛围，显然无法学习西方，弘扬习武精神，确立西式的军人荣誉感，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所以，把读书人引进新军，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是必须的。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也非引进读书人不可。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难免引发了新军的忠诚问题，读书人越是多，越爱读书，忠诚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所谓忠诚问题的严重，是跟清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的。没有人天生喜欢反叛，反叛的发生，是跟世间的不平相关的。事实上，清政府做得不好，忠诚问题才能成为一个问题。民国以后，军队招兵越来越滥，士兵地位再次下降，把先前提高军人地位，用读书人当兵的尝试废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又走进了岔路。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各省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各省的新军刚编练出个模样，朝廷就发现新军中有革命党渗入。但是，各地大员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新军的子弹，让新军有枪没子弹。更过分的，连枪栓都给卸了去，实行枪、拴、弹三分离。新军的炮队，也把炮拴卸掉。这样的军队，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事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手里的家伙，就是烧火棍。但是，为了安全，各地清朝大员们的逻辑是，宁可让军队没用，也不能让它有害。千万不能出事，出了事，首先自己的乌纱帽不保。
所以，后来的新军起义，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奔军械库去，但打开军械库的子弹，则是自己设法弄来的。比如辛亥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子弹是从外面弄来的。而云南起义的新军，子弹是平时打靶的时候藏起来的。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新军造反，还刺激了新军的反心。说起来，革命党人较早一点的新军起义，较大规模的两次，都跟新军的这种弹药管理方式有关。一次是1908年的安庆起义，一次是1909年的广州起义。
1908年时，安徽新军仅有一协（旅）。是年秋天，该协一部在协统带领下，跟着安徽巡抚朱家宝，去参加太湖秋操，省内空虚。革命党人熊成基当时在新军做炮兵队官（连长），虽然仅仅是个连长，但安徽革命党的组织岳王会在新军里很有根基，倾向革命的人相当多。秋操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和光绪在一天之内死去，举国震动。熊成基后来说，当时他的打算就是，趁人心不稳，省内空虚之际发动起义。太湖秋操的兵虽然多，但都是空枪，闻警现配备武器也需要时间，趁这个空挡，安庆就拿下了。城里武器很多，拿下安庆可以扩军，大事可成。于是，熊成基断然发动起义，炮营和骑兵营几乎全数响应，两个管带（营长）不肯从命，一死一伤。其他部队的人也多有加入的，起义军总计千余人左右，差不多有半个旅。先在内应配合下占了城外的军火库，获得了弹药。然后全军直扑安庆城。
可是，巡抚朱家宝这个时候，已经被两江总督端方遣回安庆，城里不再是群龙无首，原来准备内应的人，不敢动了。安庆城自古易守难攻，当年湘军攻安庆，先后打了十几年。起义军区区千把人，没有内应，无论如何攻不下来。起义军虽有大炮，但威力不够，轰不开城墙。久攻不下，清军援军四集，海军也来了，隶属湖北新军的楚材号兵舰，开炮击中义军的炮兵阵地。起义军大炮被毁，内外受敌，只好撤退。起义造反，原本就是一鼓作气的事，胜则人越聚越多，一拖久了，迟迟不能取胜，人心就散了，一路撤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熊成基遣散了余部，自己逃走。后来，在哈尔滨被人告密，被捕就义。
如果说安庆起义是利用了新军没子弹，那广州新军的起义，失败就失败在子弹的缺乏。广州新军起义，起因是一次警察和新军的殴斗。军警不和，是老问题了。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段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殴斗发生后，清政府的广州当局，却处置不当，使得殴斗变成群殴，群殴变成起义——被一个别有用心的革命党人，来自安徽的倪映典给利用了。倪映典在安徽的时候，做过新军营长，革命迹象暴露，被革斥，化名来到广州，又混成了排长。但是这个排长，却在群情激愤之际，带领新军起义了，广州新军三个标（团）的士兵，跟着倪映典走的大概有千把人。但是，由于事先没有抢下军火库，只得到了每营留给长官的少量子弹，共计七千余发，每人不到七粒。这点子弹，如果放在后来的八路军身上，也许够打一仗的了，但是，对于习惯乱放枪的新军士兵而言，实在是太少了。缺乏弹药，而且没有大炮（炮拴已经事先被取下）起义军，却敢进攻广州，在牛王庙跟事先埋伏好的巡防营两千余人相遇。不多时，义军子弹告罄，对方居然还有大炮，在枪炮轰击下，义军死伤惨重，倪映典也牺牲。起义就这样失败。
清朝实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至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国，还不好说，但多半可能是两者都保。由于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实在不该。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大部分有文化的新军官兵都倾向革命。武汉新军里各种社团，数以十计，具有革命性的就那么几个。也就是说，革命党在新军里还没有成气候。但是，清朝地方政府却在这个时候，甚至这些新军还参与了镇压革命党和会党组织的萍、浏、醴起义之后，依然用不给子弹甚至卸下枪栓等侮辱性的方式，对新军加以防范，显然很荒唐。这是明显的歧视，歧视刺激出反心。巡防营原本是将要淘汰的旧军，向为新军所看不起。但是，各地大员对旧军往往格外优待，对新军却大不放心，甚至不惜依靠旧军打压新军（比如在广州）。结果，歧视在新旧对比中加剧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将更多的新军官兵，推到了革命阵营。安庆和广州起义，两个下级军官，就可以掀起大浪，策动当地驻军大部起义，可见歧视政策的不当。可是，自从两次新军起义之后，清朝各地大员对新军更加不信任，防范更严。连训练演习，都限制子弹的使用。本来就是喝盐水导致口渴，为了解渴却加倍地喝。最后，我们发现，最终还是有枪没子弹的新军，推翻了清政府。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自清朝开始实行新政始，中国的陆军就有了新军与旧军之分。所谓的新军，就是指两部分部队，一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的北洋军，二是随后各省先后编练的新式陆军（严格地说，还应算上改编为新军的部分八旗）。而旧军，则主要是指由淮军发展而来的巡防营。自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淮军就是清朝的国家军队的主力。即使甲午战争表现不佳，编练整顿，组成所谓的“练军”，也只能在淮军的基础上进行，另起炉灶的只有小站新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但是，另起炉灶的两支小部队，后来居然取代淮军的国家军队的地位，变成老大。而淮军除了少部分被改编为北洋军之外，大部则退而成为巡防营。在当时，除了淮军改编的巡防营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绿营、湘军，以及大批未改编的八旗兵。这些军队都算是旧军。
新军与旧军的区别在于，新军不仅采用西式编制，军、师、旅、团、营、连、排（只是称谓不一样，可以理解为翻译的不同），而且有西方军队的步、炮、马队的配置，有后勤部队和参谋人员，还有医官和军乐队。其武器，也尽量按西方，特别是普鲁士陆军的装备规格装备。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军，就是完全普鲁士模式的军队，是一支彻底西化的军队。但是旧军就不同了，虽然说，淮军当年也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而且采用洋操训练，但它的编制，还是勇营制，没有西式军队的后勤以及参谋部配置，即便所谓的洋操，也是练兵不练官。军官作战指挥，不会看地图，没有参谋人员，全系旧式战法。改编成巡防营的淮军，编制稍有变化，但大体如旧，因为当时变革的思路，巡防营类似于后来的武装警察部队，而残留的绿营、湘军则逐渐转成警察。
可是，这么一来，绿营和湘军倒没什么好说的，原本就气息奄奄。可淮军从原来的国家正规军，降格为警察部队，装备、待遇都比新军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见到鼓乐齐鸣，服装鲜亮的新军，难免酸酸的。加上新军虽然按西法训练，而且西式配置，但毕竟多为新招之兵，军官大抵军校学生，新固新矣，但却从未经过战阵。参谋虽然有，基本上不会用。辎重、后勤、军医、军法之类，大抵也是样子货。而由淮军改编的巡防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打过很多。在那个时代，武器的进步还相当有限，军队就是这样，打过仗，老兵多，就比较能打，没打过仗，老兵少，初上战场，难免露怯。论战斗力，新军的确不如一些训练不错的巡防营，比如张勋的部队，就相当能打。新军一对一，实际上打不过他们。所以，自从1907年改制之后，新旧两军的裂痕就摆在那儿了，两下互相看不起。比较而言，旧军的酸劲更大些。
可是，随着新军的规模日益扩大，安徽和广州新军的叛乱，使得新军忠诚问题开始凸显。朝野的保守势力，开始夸大新军的“异动”，一些的地方大员，也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在清末最后两三年里，各地新军普遍遭遇歧视。地方督抚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原本作为国家复兴希望的新军被冷落、歧视，而计划要整改淘汰的旧军，却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国的改革，在最早进行的军事领域，进入了吊诡区域：统治者担心原本救急的变革利器，居然化为要自己命的凶器。
但是，这种担心和防范，却极大地激化了新军的“异动”。辛亥革命各地新军的造反，几乎都是在弹药被控制的情况下展开的。武昌起义，最先开枪用的弹药，是革命党事先偷运进来的。云南起义，西安起义，新军所用弹药，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义藏起来的。驻守南京的第九镇新军，武昌起义之后，弹药供应全被切断，全军只剩下历次演习所余，每人不足五发，还被借故调离城区。而张勋的江防营（巡防营的一种）和其他防营，却弹药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调到身边担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屡次劝谏，担心如此轻此厚彼，会激成变乱，但张人骏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对待，使得原本就势同水火的新旧两军，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旧军，气焰高涨，屡次挑衅新军，有事没事，就在新军营地周围放枪。新军士兵外出，屡屡被旧军刁难寻衅。第九镇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旧军逮捕。江防营还派出间谍，化装成小贩，侦查新军军情。新军还没“叛变”，就已经领到了叛军的待遇。
说实在的，当时的第九镇镇统徐绍桢，其实并非革命党，是否倾向革命，都很难说。但是，这样的歧视和防范，却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党一边。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诱惑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啊，海军】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种，除了陆军就是海军。虽然已经有了飞机，但空军还没有成形，也没有多大用处。像德国和日本这样走向现代化的帝制国家，皇帝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海陆军大统帅。一般来说，陆相的国家比较重视陆军，而海相的国家重视海军。但欧美列强都是殖民强国，殖民离不开海军，所以对于海军是越来越看重。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这个时代，受到国际强国的一致重视。
传统的中国，是个内陆导向的帝国，没有海军，有水师。在西方海军突飞猛进之际，清朝的水师，依然保持在中世纪的水准。自打收复台湾之后，水师等于废了，被边缘化了，顶多可以用来缉私捕盗。后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军，无论早一点的福建海军，还是后来的北洋海军，虽然都颇具规模，论吨位和火炮，足以称雄亚洲。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没有海权思想，二训练不足，三还是陆军的附庸，有强烈的陆地意识。这样的海军，再加上一点传统的旧军积习，在跟法国和日本海军较量过程中，自然是一败涂地。甲午战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没有沉到海底的，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毫米火炮三门，一○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一些伤亡。
按说，海军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加上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应该比较倾向革命才是。但事实上，海军里的革命党一直都不多，革命党人也不大在海军里开展工作。也许，是由于在海军里开展活动，不够立竿见影，没法起义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钱。但是，武昌起义发生，海军士兵却普遍同情革命，不乐意替清朝卖命。尽管革命军一直向海军打炮，但海军的回击，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即使开炮，也根本不瞄准，炮都打到革命军炮兵阵地后面去了。在场的外国人观察说，是清军的炮打得太不专业了，不是打在没人处，就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革命军根本不在乎，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武汉起义军的水路交通，畅通无阻。进攻武汉的北洋军，开始还不断要求海军配合，后来看海军根本指望不上，也就算了。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写道：“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萨镇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说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
海军的消极，实际上跟清朝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本来，海军是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军种，长期以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满人里学过海军的人非常少，有限的几个，也是出身装样子的颐和园贵胄学堂。那个所谓的海军学校，只是给西太后的华丽花园做点缀的，一个屁大的昆明湖，一个装样子的学校，两只小小的明轮的轮船，能教出什么样的海军军官来？但是，这可怜的几位满人贵胄，却在当政的亲贵用自己人的政策下，官运亨通。主力巡洋舰海容号的管带（舰长）、帮带（副舰长）以及海琛号的管带，都换成了满人，出身贵胄学校的满人亲贵。这些狗屁不通的满人舰长，不仅业务一塌糊涂，而且品行也差，海容号的满人帮带，在舰上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愚蠢的海军军官满人化政策，即使没有激怒海军官兵，也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对于地域性特强的海军，即使别的地方的人进来，多少都会遭到排挤，更何况满人？更何况这些满人还要越级升迁，当家做主？
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